摘 要

对于企业发展能力、生命周期与环境信息披露三者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能够为解决目前我国企业由于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第三方监督机构而导致的环境信息总体披露水平偏低、部分企业在披露中存在“漂绿”行为等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的计分是用和讯网的上市公司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中的企业环境部分；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两种方式，对企业综合发展能力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计算；根据现金流组合方式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再对企业生命周期和发展能力以及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性程度运用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发展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发展能力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与成熟期企业相比，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发展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正相关程度更高。

关键词：环境信息披露；企业发展能力；企业生命周期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capacity, life cycle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level of overall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aused by the lack of relevant laws and lack of third-party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s enterprises. Some companies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issues such as “washing green” in disclosure.

This article uses the score of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 in the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of social corporate report of listed companies of Hexun.com as the score of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ex (EDI), and comprehensively adopt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an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perform relevant indicators of the company'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bility. Assess the company's life cycle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cash flow. Finally, the correl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dex and the listed company'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level was further analyzed by using correlation test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re is a lag i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evel on development capacity; compared with mature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growth period and recession period The level of disclosure is more positive.

Key Words：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Business life cycle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2

1.2.1 研究目的 2

1.2.2 研究意义 3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4

1.3.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现状 4

1.3.2 企业发展能力研究现状 5

1.3.3 企业生命周期研究现状 6

1.3.4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7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7

1.4.1 研究内容 7

1.4.2 研究方法 8

第2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0

2.1 企业发展能力 10

2.2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发展能力 10

2.2.1环境信息披露与规模扩张能力 11

2.2.2环境信息披露与业绩增长能力 12

2.2.3环境信息披露与优势形成能力 12

2.3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发展能力的滞后性影响 13

2.4 企业生命周期、发展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 13

2.4.1 成长期企业 14

2.4.2 成熟期企业 14

2.4.3 衰退期企业 15

第3章 研究设计 16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16

3.2 变量定义 16

3.2.1 被解释变量-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 16

3.2.2 解释变量 17

3.2.3控制变量 22

3.3 模型构建 24

第4章 实证分析 25

4.1 描述性统计 25

4.2 相关性分析 26

4.2.1 当期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关性分析 26

4.2.2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发展能力的滞后性影响 28

4.3 回归分析 30

4.3.1 当期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关性分析 30

4.3.2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发展能力的滞后性影响 32

4.3.3 企业生命周期、企业发展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33

4.4 稳健性检验 35

第5章 结论及建议 36

4.1 结论 36

4.2 建议 37

参考文献 39

致 谢 41

附 录 42

附录A 主成分分析因子结果 42

附录B 实证过程原始数据 43

第1章 绪论

本文通过相关理论了解和学习，其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还包括信息不对称理论及组织合规性理论，用实证分析企业发展能力、生命周期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相关性程度，从而为解决目前我国企业由于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第三方监督机构而导致的总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偏低、部分企业在披露中存在“漂绿”行为等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1.1 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受到了环境严重影响。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如空气、土壤、河流污染等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引发了社会各界利益相关者越来越高的关注。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最大主体，在创造巨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的问题，故而企业应当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如今，利益相关者越来越重视环境建设机制，企业与利益相关者要想更好发展下去，环境信息披露体系一定要健全。企业环境管理以环境信息披露为重要手段，说明企业对于环境保护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以及环境绩效方面，都是基于它才实现了企业和外部相关利益者就环境信息展开的交流，企业履行环境职责离不开它的助力机制。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并不完善，我国企业的总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偏低，披露现状不容乐观；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尚不健全，由于第三方监督机构的缺失，导致部分企业在披露过程中存在避重就轻，隐藏实情或者披露一些无关痛痒的环境信息等“漂绿”行为。

其一，通常情况下，企业倾向于降低成本以提高收益。企业环境成本源于环境治理和环境信息披露两部分，对于环境信息披露，如果它产生的成本大于它所能创造的收益，那么，企业往往倾向于减少其披露量，更有不披露它的时候存在。此外，我国这方面法律法规并不是很完善，对于小企业及非重污染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没有强制规定，部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就会通过不披露环境信息来实现，因而许多企业对于环境信息披露呈下降趋势。其二，最近几年，关于财务指标和环境信息披露的探究很多，大量的研究就其相关性水平进行了分析，社会各界的利益相关者也更倾向于选择对于环境更加友好的企业，但是由于企业“漂绿”行为的存在以及第三方监督机构的缺失，利益相关者在进行选择时往往会因受到“漂绿”行为误导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是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研究企业发展能力、生命周期及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间的相关性水平，从成本效益以及企业社会形象的角度分析环境信息披露与发展能力、生命周期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基于企业发展的角度为政府部门提出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并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提供建议。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对于企业发展能力、生命周期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相关机制的实证探究，尤其是在当前绿色生态经济总体蓬勃发展的氛围中，对于探究摸索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作用。

1.2.1 研究目的

随着环境机制与经济发展冲突越来越显著，科学解决机制就越发显得必要。本文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即企业发展能力、生命周期及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目的如下：

（1）实证研究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生命周期、发展能力三者间的相关性

如今，针对环境会计的探究，无论是我国还是外国的专家学者，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环境信息披露的历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影响因素，研究又大多集中在企业规模、企业绩效、行业性质等因素方面，而对企业发展能力对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通过相关理论了解和学习，其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还包括信息不对称理论及组织合规性理论，运用实证研究法，目的就是研究企业发展能力及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内部关联关系，并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探究企业生命周期是否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其发展能力之间的相关性程度产生影响。

（2）基于企业发展的角度提出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

企业经营的最主要目的便是要发展，通过对企业发展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关性的分析，我们可就政府如何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问题提出建议。政府可采取依法征收超标准排污费、提高银行贷款利率等措施以限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的高污染企业的发展。同时，政府还可以借助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以激励上市公司提升其自身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3）基于企业发展的角度为投资者提供建议

企业只有在具备长期稳定发展机制时，才会吸引投资者对该公司实施投资，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展开对企业发展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关性程度之间的探究，同时着眼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探究企业所处生命周期对该相关性程度的影响大小。目的在于提升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对环境会计信息的关注度，促使利益相关者更理性地看待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把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水平作为评估目标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与发展能力的一项指标，从而做出更加合理的投资决策。

1.2.2 研究意义

无论是企业的经济发展，还是国家与社会健全发展机制的建立，都与环境密不可分，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在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故而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会带来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首先，在理论意义方面：

（1）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通过成本效益理论可以发现，企业一旦处于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机制内，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会使得内部管理成本的增加很小，如此一来很多企业便会减少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若此现象长期延续下去，由于企业的环境信息状况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会面临巨大阻碍，相应地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下降，最终危及企业的生存。本文研究有利于深入探究企业成本效益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对该相关性程度的影响大小，为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2）从企业社会形象的角度分析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上市公司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表现积极，并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及企业年报相关内容体现，传达给利益相关者们其十分主动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信号，有助于帮助企业对外树立优秀的社会形象，引进更多的投资融资，促进企业社会经济效益提升，并在竞争日益严重的社会环境中占据主动权。而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为提升企业形象，获得利益相关者认可或者为降低业绩未达标给公司带来的消极影响，凭借信息优势地位，成长期以及衰退期企业更可能倾向于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本文研究有利于深入探究企业社会形象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对该相关性程度的影响大小，为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其次，在现实意义方面：

（1）有助于政府引导提升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对企业生命周期、发展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相关性研究可以为政府如何引导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问题提供依据。一方面政府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依法征收超标准排污费、提高银行贷款利率等以限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的高污染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借助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以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高的企业的发展能力，从而激励更多的企业主动提升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2）有助于提升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对环境会计信息的关注度

本文在研究企业发展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关联性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对该相关性程度的影响大小，一方面有助于社会中不同的信息需求者更清晰地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企业债权人与投资人合理认识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将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作为评估目标企业现阶段发展机制的具体指标，促进投资决策更加理性。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选择、影响因素，企业发展能力的界定衡量，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国内外相关学者均做出了一定的成果，本节1.3.1至1.3.4将就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对相关研究现状的述评并进行总结。

1.3.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现状

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应该包含的部分，主要可以分成以下的几个观点来阐述。一是分为相关法律法规、资源节约与废物回收利用规定、环境具体影响、环境责任成本支出、环境保护收益、获得的支持、环境罚款七项（Jerry G Kreutzer ,2014）；二是分成环境相关会计信息、环境法律诉讼信息、环境污染相关信息以及其他信息这四个大的分类(Wiseman ,2014)。国内外的有关学术研究者针对披露的内容进一步的进行了完善。比如增加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法规还有污染物排放治理状况等信息的披露(Patten ,2014)。

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承载对象，现在我国的企业一般采用定性方式进行披露，披露的信息缺乏验证性，所以应该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来对它们一一地来进行披露(林俐，2014)。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载体应该选择企业的年报或者相应的社会责任报告(尹智勇，2014)，根据企业污染程度的不同，低污染企业可选择在企业年报中设置相应条目进行披露，高污染企业则应当通过发布独立环境会计报告或相应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披露(熊家财，2015)，企业年报和环境会计报告相结合作为披露载体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企业环境信息(张文红，2015)。在实证研究中发现，我国煤炭企业主要通过定性方式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而披露的载体主要集中在公司年度财务报表里的财务报表附注、社会责任报告还有董事会报告(谢昊男，2017)；中国的一些知名企业如海尔集团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和国外企业比照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赖惠明，2016)。

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在行业性质方面，企业所处行业的污染程度与其披露水平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水平(耿建新，2015)，高污染行业倾向于披露更多且更高质量的环境信息(任月君，2014)。在地区发展方面，企业所在的地区经济水平越发达，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也就越高（刘青、刘彤，2014)。在利益相关者方面，利益相关者能够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高低（Rodriguez Michelle ,2014)，利益相关者所受的压力与披露水平呈相同的波动趋势(李靠队，2016)。企业可以通过披露自身的环境会计信息来加强利益相关者的好感（Craig Dagan ,2016)。在政府政策方面，国家颁布的环境法规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张淑惠，2015），随着政府对于环境监管的力度的加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也随之提升（蒙立元，2015)。在企业的治理方面，其中的一些学者的想法是企业独立董事的比例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郭秀珍，2013)，且直接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也不存在关系(李晚金，2014)；还有一部分的学术研究者则觉得董事会的人数、股东的股权性质还有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存在由比较高的相关性（刘儒晒，2014)，并且企业在A股的上市时间与披露水平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李慧，2014），流通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可以增强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维度(田祥宇，2014)。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可以推动公司不断提高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蒙立元、李苗苗，2010)，并且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可以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程度进行到一个新的高度（Peters ,2014)；而另一部分学者则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的审计单位与其环境披露水平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周守华、陶春华，2014)。部分学者通过分析论证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企业制度，激励员工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Natasha ,2016)，认为环境会计是促进公司治理的要素之一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Minor ,2016)。在金融机构方面，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储蓄、银行等机构财务绩效呈一定的负相关性（David Josepha ,2016)。从环境事故这一个角度来看，企业2年内如果有过环境事故的发生，该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就将会有很明显的增加(安芳方，2016)。

1.3.2 企业发展能力研究现状

对一个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的评估最早在20世纪初由Alexander Wall提出来的流动比率、净资产/负债、资产/固定资产、销售成本/存货、销售额/应收账款、销售额/固定资产、销售额/净资产这七项指标作为基础而兴起。Jacksons Martindale在1950年提出了包括社会贡献、组织结构、收益健康状况、董事会业绩分析、公司财务政策、公司生产效率、销售组织、对经理人的评价等因素在内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在相同的时间段里，Pete M Druthers提出了市场地位、革新生产率、实物资源和财务资源、获利能力、管理者的业绩与发展、员工的业绩与态度、社会责任等八项指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管理会计委员会从财务效益的角度提出了净收益、每股盈余、现金流量、投资报酬率、剩余收益、市场价值、经济收益、调整通货膨胀后的业绩等八项指标。同一个时间段里，美国的Clive Emmanuel和David Othello提出建立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复合评价体系，并第一次把生存能力、应变能力的指标归纳进了业绩评价的范围里来，所以评价结果是可以客观地反映反映企业的成长力表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学术研究人员们开始更加的重视现金流量的评估作用。原因就是只考察资本回报水平,容易被公司管理层的“利润操纵”迷惑，而现金流量是相对真实的指标。

中国对企业发展能力的探索来源于企业的效绩评价。现如今中国的有关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成熟理论是很少的。企业的评价长期以来主要是靠国家、企业的主管部门作出的经济指标对企业来进行考核。从现有的研究结论来看，政府管理部门所指出的企业发展能力财务评价指标主要有财政部发布的《企业财务通则》中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和技术投入比率等四大指标和国资委考核央企综合绩效中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等五大指标两类（李霞，2012），理论研究者们对企业发展能力的财务指标评价可总结为以下的几点，一是将企业的发展能力测度指标划分成经营结果为基础的指标和基于财务状况的指标两大类(刘敏，2013)，二是针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协调发展能力这两方面来完善发展能力测度指标体系(韩洪云、何燕，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