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增速为全球第一。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大都以资源密集型为主，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导致我国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进入放缓期，环境是有一定的承载能力的，”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纵观全球史，许多发达国家几乎也犯过相同的错误，先污染后治理。他们用税收手段进行环境保护，环境改善效果明显。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实行彻底的分税制，其环境税体系由联邦环境税和地方环境税构成。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爱尔兰等传统的单一制国家（包括邦联制国家）税制全国统一，环境税各税种在全国 范围内征收。[1]

我国环境税理论起步相对国外较晚，对环境税的认识不充分。国内学术界一般将环境税称之绿色税或生态税。我国现阶段没有开征独立的环境税，现行的一些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城建税、土地使用税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由于不是专门为保护环境所设，绿色化程度不高，环保作用非常有限。

近年来，通过开征环境税来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呼声不断高涨，相关研究可以追溯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如胡绍雨（2014）把 OECD国家实施环境税的经验介绍到国内。[3]此外，李振京等（2012）分析了发达国家环境税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环境与税制特点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4]还有学者探讨了我国环境税的税基、税率以及课税对象，并分析了环境税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如吕志华等（2012）研究了我国环境税的税制设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5]在我国环境税收入的使用问题方面，徐艳茹（2013）等，论述专款专用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提出如何实施专款专用制度的对策建议。[6]

从20世纪末开始，关于环境税对经济、环境影响的定量研究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目光。Tullock 最早提出”额外收益”理论，该理论逐渐被发展为”双重红利”理论。概括而言，”双重 红利”是指环境税在保护环境、提高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7]但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出现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环境税的开征是有双重红利的，如颜丽（2010）[11]结合”双重红利”效用理论分析了开征环境税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多方面影响，从长远看，环境税利大于弊。[8]李钢等（2012）评估了提高环境管制强度（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要使工业污染物排放全部达到现行法律标准，将影响经济增长1％左右，并使制造业就业量减少1.8％，出口量下降1.7％。[9]还有陈诗一（2011）研究了环境税税率确定问题及不同税率的减排效果。[10]陈 豹（2013）等人认为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在发达国家的改革实践中基本证实了其双重红利是可以实现的。[11]二是环境税的开征是不存在双重红利的，如刘晔和周志波（2011）认为环境税的实施并不必然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12]秦昌波 、王金南（2015）等认为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13]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还有李升（2011）认为环境税改革有助于提升环境质量，但我国环境税开征可能带来经济风险、宏观税负风险、通胀风险、制度风险。[14]

对于我国即将可能开征的环境税，各学者提供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李金荣（2015）认为我国应根据我国国情设计环境税税制模式，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形成环境税收体系。[15]董正（2014）认为，我国应该分两个阶段构建环境税体系，循序渐进式地往前推进。[16]第一阶段: 以税收优惠为主，对企业的环保 行为进行鼓励。第二阶段: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征收环境税费，奖惩并重。陈工和邓逸群（2015）认为积极推进环境税制建立和环境税立法，解决目前针对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环境税尚缺位的问题且环境税税率的确定应综合考虑经济增长波动和排污目标。[17]刘建徽（2015）认为要严防”政府俘获”现象和”政治绑架”问题。[18]刘晔和周志波（2015）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提出我国环境税效应研究应在国外研究 基础上，充分考量具有我国独特性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因 素，从而构建贴近我国现实的理论模型。

但是，我国开征环境税还存在一些难题，我国一些学者也做出了一些解读。如张琳（2014）就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地方政府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做出了解读。[19]苏明和许文（2011）认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税收返还与优惠制度是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保持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且通过多渠道下达， 各种调控目标间缺乏协调，出现应有的环保效应被其他调控目标抵消的情形”。[20]付慧姝和周姹（2015）认为环境税在推行中可能出现双重红利引发偏 差、转嫁税负影响减排以及重效率轻公平等现象，产生功能异变。[21]

尽管上述研究已经从很多方面对中国环境税进行了研究，然而,笔者认为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不足,由于数据资料等限制，人们仍无法具体准确描述我国环境税对我国经济、环境的影响如何，以及随着社会形势与经济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环境税的效应，这些因素是否会发生变化，所以需要对这一课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