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研究目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普遍出现的政治信任下滑现象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为解释这一现象，学者们追根溯源，进行了对政治信任来源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解释路径：制度中心论和文化中心论。在制度层面，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相比非民主制，民主制更容易形成政治信任；在文化层面，西方学者则认为西方文化更能孕育信任文化，从而产生政治信任，但学者马得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文化对政治信任也起着积极作用，由此丰富了文化中心论。那么，按照现有理论和研究成果对比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韩两国的政治信任，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属于“新型民主国家”的韩国的政治信任度高于被称之为“非民主制”国家的中国，但实际调查结果却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度远高于韩国。这一现实与理论的冲突，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本文拟从中韩两国文化相似、制度相左的特殊背景展开研究，通过对比两国在文化-制度契合程度上的差异解释中韩政治信任差异，并将制度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结合构建政治信任来源解释新模型。

二、文献回顾

信任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相信客体并对客体有所托付的心理现象。政治信任作为信任的外延，其具体表现形式为政治信任主体（主要指公民）对政治信任客体（政治制度、政治体系、政治领袖等）的态度、评价或信念（彼得·托姆普卡，2005）。由此可见，政治信任具有主观评价性，其水平高低反映着公民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可程度高低。关于政治信任的来源问题，学界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解释路径：制度中心论和社会文化中心论。随后，学界针对这两种解释路径的局限性又提出了新的与之相关的综合解释路径：终生学习理论和中观理论。

1.制度中心论

制度中心论者认为“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的一种理性评估。“[（Newton，2001）“当民众对政府的领导及其机构、决策的总统评价为守信、有效、公正时，政治信任便产生了。”（佩里·布兰登，2008）换言之，当民众认可本国政治系统中制度的合法性和政策的有效性时，便会产生高水平的政治信任。

1.1制度的合法性

对于合法性，马克思·韦伯认为，它来源于制度法理，“以共识和法律规定的合法性为基础的制度供给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制度基础”。以西方民主制为例，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定期选举，其实质都是对权力和制度的一种不信任（王绍光、刘欣，2002），这种制度化而非人格化的不信任可以规避不合理的盲目信任，如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民主制正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制度型的不信任作为一种作用机制固定下来，从而确保了民众信任的持久与稳定。

1.2制度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