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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思想力量

PER F·劳尔森

丹麦大学

摘要：

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力量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和社会科学的一般趋势是低估意识形态和高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作用。本文主要基于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迈克尔·曼的工作，概述了权力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权力概念。通过讨论最近弹性学校教育的趋势，说明了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新兴的弹性学校组织在近年来丹麦最着名的学校发展项目，1998年至2006年的SKUB项目的实证研究中进行了分析。特别是一所学校，Hellerup学校，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建造和建造这是该机构的各个方面及其实践。该研究表明，与传统组织的学校相比，教学方法和学科技术发生了变化。政治家、行政人员、学校领导和教师在发展新学校组织时主要关心的是关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这种学校组织和实践对学生、家长和公众舆论是否合理，是否和谐相处与当代组织一般？组织学校和引入新框架的新方法并不一定会导致改革教学实践。但就SKUB和Hellerup而言，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原因是新框架使得学生可以接受的教学方法比传统方法更容易接受。教育发展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结果，也是学生、教师、父母和公众舆论看似合理的结果。意识形态在教育中很重要。

关键词：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

权力的概念：

政治代理人对教育的影响力往往被高估。传统上，民族国家的政治代理人被认为是在教育领域的中心权力持有者，对教育趋势的一些较新分析强调了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超国家和跨国政治代理人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我将在这篇文章中论证，意识形态权力在教育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低估了意识形态并高估了政治和经济力量是政策和社会科学总体趋势的一部分。

教育的基础支柱，教师，教他或她的学生，但这只会导致学生接受学习;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接受有充分的理由去了解老师教的内容。教学的前提是力量，因为它是让学生学习他们本来不会学到的东西（如此好或那么快）。教育权力的基本形式是能够使学生对学生看起来合理的意识形态力量。教育系统背后的动力源以及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但教育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最终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只有意识形态的力量才能使学生学习。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教育中的权力依赖于那些作为其“主体”的人的遵守。 “正如每位老师都知道的那样，实现这种遵守本身就是一项脆弱和偶然的成就”（Giddens，1984，p.136）。

在中世纪的社会中，教会几乎掌握了欧洲社会中的所有意识形态力量，但在现代晚期的多元化社会中，没有某些机构或“代理人”拥有相似数量的意识形态权力。今天，至少在教育问题上，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匿名的。对于那些作为教师、学生或家长参与教育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事情。

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意识形态权力在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在过去25年左右的小学和初中课堂教育最重要的转变之一是教学方法的个性化。（Klette，2003; Laursen，2006）。今天的学生和25年前相比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独自学习。这可能对学生的教育和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尚未在政治上盖棺定论；可能在国家部委、欧盟和经合组织中，大多数教育政治权力持有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发展。个性化已经发生，因为在全班教学中管理现代学生变得越来越困难。非正式小组的个人学习和工作似乎更合理，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因此，教师更经常使用这些工作。现代学生更容易接受个人学习，更难以管理全班工作，这是文化和社会走向个性化的大趋势。

在本文中，我将简要概述权力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权力概念，主要基于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和Michael Mann的工作。我会看看在教育方面更加接近权力，通过讨论最近灵活学校的趋势来说明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最后，我将介绍两个概念即合法性和功能性来解释意识形态权力在教育中是如何运作的。

权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普通语言中有几种不同的含义。牛津高级学习词典提到了15种不同的“权力”含义，其中第一种是“权力”控制人或事的能力#39;（第六版，2000年）。普通语言中“权力”含义的控制方面给出了与否定相关的词语内涵。

如果不使用普通语言，我们会考虑在社会和教育科学中使用这个词，那么权力的概念就不会变得更简单。一般来说，社会科学家都有把控制和压制看作不是这样的权力，而只是作为权力的方面。例如，像帕森斯一样，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完成任务的一般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实现任何目标的一般手段（Parsons，1968）。最近的社会学家如迈克尔曼（1986年）和Anthony Giddens（1993）反映了帕森斯权力概念的各个方面。根据吉登斯的观点，权力是“个人或群体有能力将自己的关注或兴趣计算在内，即使在别人反对的情况下也是如此”（Giddens，1989，p.54）。

帕森斯权力理论的一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部分是拒绝传统的“零和”概念。这种传统观点意味着权力被设想为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拥有，其程度使得第二个人或团体不拥有权力。权力被运用（Giddens，1993，p.212）。相反，帕森斯认为权力也有一个集体方面，可以充分地构思为双方可能获得的关系。他提出了金钱和权力之间的类比。由于经济财富可以积累，社会可以达到更高水平的财富，或多或少地用于社会所有成员，因此它也可以达到更高的权力水平，这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更多的目标

虽然对金钱的近似类比持怀疑态度，但吉登斯和曼恩都接受了帕森斯的观点，认为权力可以发展和积累。这是与教育有关的重点。如果像Giddens所说的那样，教育系统是一个“权力容器”（Giddens，1984，p.136），那么它显然比今天包含更多的权力，比如200年前。发达国家的教育可以实现今天比历史早期更多。

Mann引入了广泛的权力概念作为获得目标的任何手段，他提出了四种权力组织或来源的理论（Mann，1986）：思想权力是建立在社会生活意义的必要性之上的。那些控制人们赋予社会生活意义的方式的人控制着权力的来源。 此外，规范和审美实践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控制它们的人具有一种力量。 经济权力源于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社会组织。 围绕这些任务组织的社会团体形成社会阶层。 军事力量源于物理防御和侵略可能影响社会生活。 政治权力源于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集中，制度化，地域化规则的有用性。 政治权力被组织为国家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

意识形态权力的概念：

传统上，社会科学家并未将意识形态权力视为一种特殊的权力，而只是作为经济，政治或军事力量的从属方面。 吉登斯在意识形态力量上占据了这一地位，并指出权力几乎总是伴随着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发展，这些思想或意识形态证明了强权者的行为是合理的（Giddens，1989）。

根据曼恩的观点，意识形态只是一种伴随和辩解的现象，可以通过对欧洲历史的最肤浅的考察来挑战。 在中世纪的几百年里，天主教会是影响欧洲社会发展的最有力的代理人之一（Mann，1986）。 教会获得了一些政治和经济权力，但它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基督教的巨大影响。 教会的力量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

与权力概念一样，意识形态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 卡尔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最具影响力的经典理论之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它通过构建对社会关系的虚假解释来证明统治阶级的权力。 然而，根据曼恩的说法，意识形态并不是错误的定义：“它不一定是虚假的; 如果是，则不太可能传播。 人们不是被操纵的傻瓜（Mann，1986，p.23）。

似乎很难区分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因为许多政治决策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主要区别在于政治权力与国家或国家之间的合作有关。 有必要影响国家发挥政治权力的决定。 思想力量可以由不同的组织来执行，例如，大众媒体和宗教组织，或者它可以是匿名的或分散的，例如政治或世俗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Mann，1993，p.7）。 政治权力是地域化的，而意识形态权力经常传播并超越政治边界。

由于意识形态概念的争议性质，近年来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倾向于使用相关概念来指定一些与意识形态概念相同的现象。 在他现在着名的文章中，塞缪尔·亨廷顿将文明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引入（亨廷顿，1993）。 在后来的出版物中，亨廷顿使用“文化”和“价值”（亨廷顿，2000）几乎与“文明”同义。 此外，其他最近的出版物更喜欢文化的概念（Rao和Walton，2004）。

像“文明”，“文化”和“价值”这样的概念几乎同义使用这一事实表明，术语和概念上的关注并不一定只是通过避免“意识形态”来实现。 因此，为了本文的目的，我将使用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曼恩利用它; 意义，规范，美学和仪式实践。

曼恩社会权力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运作良好和稳定的社会中，四种社会权力来源中的几种是平衡的。 如果权力持有者试图将其位置基于四个电源中的一个或两个，则会产生冲突。在对美国自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战争进行严厉的批判性分析时，他证明了美国政府错误地认为军事和经济权力已经足够，政治权力自动成为军事和经济支配的结果。灾难性的美国失败是低估了他们在伊拉克完全缺乏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Mann，2003）。

此外，最近对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分析强调，意识形态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被低估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也被高估了。 在这些分析中经常使用“文化问题”这一短语（Harrison＆Huntington，2000; Sen，2004）。

在教育方面，同样低估了意识形态权力的影响，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的过高估计，以及对经济权力的高估，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的25年中，欧洲国家教育系统发展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分析是这样的：由于经济全球化，欧洲各国政府根据相同的新公共管理原则改革了公共部门。这些原则引入了国家课程，标准化成果测试，问责制，管理和评估与控制活动的额外资源。这些改革改变了教育实践的教学和其他方面，几乎破坏了教育专业化。

斯蒂芬鲍尔是这种分析的典型代表。在一些出版物中，他认为使用管理主义和表演技术进行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方式，使教师的专业水平大大降低，这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例如Ball，2003）。

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话，这种分析至少是片面的，它专注于政治实施的改革。在下一节中，我将证明学校正在进行重要的转变，这些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决策无关，而且在任何直接意义上都不是经济因素的结果。我将简要说明本文的一般观点，即思想力在教育实践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着眼于学校正在进行的根本转变：从工业组织发展到灵活的学校。我将证明，与意识形态因素相比，政治决策在这些转变中只扮演了次要角色。

教育中思想力量的合法性和功能性：

由于传统的学校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总体趋势，灵活的学校反映了后现代或后现代社会。弹性学校的以下原则是一般社会原则：项目工作安排，灵活的时间结构，“开放式”空间结构，参与不同和临时社会群体，多中心主义和网络社会结构（Castells，1996-98））。

灵活的学校反映了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则和价值观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怎么产生的？ 一个假设是，灵活学校发展的背景是工业学校结构失去了合法性，因为它与社会的一般规范发生冲突。 这种损失成为学校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紧迫问题，并表现为学科问题，因为学生不再尊重旧学校的权威。 灵活学校的发展往往会重新建立学校结构与一般社会规范之间的相对和谐。从而灵活的学校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确立了学生在学校中的合法性。 这使教师更容易管理日常工作，因此教师普遍接受改革。

一些经验证据支持这一假设：当使用旧的教学形式时，很难控制学生的活动和注意力（Jank＆Meyer，1991，ch.11）：让学生坐下来变得困难，保持安静，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老师45分钟。许多原因可以解释这种发展，但今天的传统教学形式似乎与当代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相冲突。学生对一种似乎代表昨天社会的教学形式和学校结构反应消极。今天，让学生接受灵活学校的教学更容易。 Hellerup School的一位老师在开业几天后对我说：“这样更容易，因为你不需要做所有的纪律工作让学生坐下来安静45分钟”。如今灵活的学校似乎比工业学校更具功能性，因为教师更容易按照灵活学校的原则使教学运作。

历史背景的草图可能会给人的印象是，学校改革很快就会发生，而且在时机成熟时没有冲突。 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学校改革工作非常缓慢并且通过冲突。 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是多种多样和相互冲突的，因此，根据社会的一般规范，学校对学校意味着什么并不明显。

结论：

过去25年来，学校发展的主导理论强调了政治和经济因素作为最终影响改革的社会因素的作用。这些理论充其量只是片面的。灵活学校的发展不仅是学校结构的重要转变，也是教育实践的许多方面的重要转变，而不是政治决策或经济因素的结果。政治和经济因素都发挥了作用：政治代理人决定像丹麦SKUB这样的项目，基本上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经济的发展是经济问题。但是什么政治家、管理者，学校领导和教师主要关注的是关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这种学校组织和实践对学生，家长和舆论是否合理，与社会组织一致？在SKUB项目的情况下，政府决定启动项目，但决策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组织学校和引入新框架的新方法并不一定会导致改革教学实践。但就SKUB和Hellerup而言，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该原因是新框架提供了可能的教学方法，学生比传统方法更容易接受。老师发现根据教学更容易教学项目和研讨会方法比传统的全班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对学生来说似乎更合理。 对教师来说，关键是他们每天都要关心教学工作或功能，即是否有可能根据教师的意图使学生工作相对顺利。这个功能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学生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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