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的及意义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中的重要参与者，其持股动向不仅是市场中的“风向标”，也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值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的推进以及金融全球化的普及，A股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日益成为股市中的强大主导力量之一，正逐步引导市场形成长期投资价值理念。2010年以来，股市投资者结构“去散户化”趋势明显，根据上交所统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由2010年的15.88%上升至2017年的17.31%；天风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若以重仓持股规模线性估计全部持股规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占全部A股流通市值的18%以上。同时，伴随着持股比例的增长，机构投资者的盈利能力明显优于个人投资者，以2017年为例，机构投资者整体盈利11156亿元，这一数字是个人投资者盈利总额（3108亿元）的3.6倍。此外，机构投资者多元化趋势明显，由最初的以公募基金为主的结构扩展为保险社保基金、私募基金、类平准基金、QFII等多类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格局，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也使其在资本市场中的话语权得到明显提升。因此，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日益成为影响公司市值和长期价值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逻辑和偏好不同，探究异质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差异对研究企业行为、优化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在知识经济时代，基于全球化、科技革命和组织复杂性提升所带来的冲击，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心由有形资产向知识、人力、技术等无形资产倾斜，因此企业需要借助智力资本来实现创新，从而维持竞争优势和提升长期经营绩效。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的作用在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上市公司中尤为重要，智力资本通过构建出有利于变革的内部驱动力来促进创新，提升创新绩效、经营绩效和财务绩效。因此，关注公司的智力资本投资活动并探究优化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的路径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与价值投资息息相关，而智力资本投资活动是提升企业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但遗憾的是这两者间的关系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先前研究较多地关注机构投资者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Sung et al., 2019; Victor et al., 2018; 蒋红芸, 李思, 2019; 唐运舒, 张冰洁, 2018;等）、高管激励（Kim et al., 2018; Mazur et al., 2017; 董小红, 孙如雪, 2018; 杜勇, 等, 2018; 等）、信息披露（Consueloamp; Blanca, 2018; García‐Meca amp;Emma, 2017; 刘春涛, 等, 2018; 陈宁, 等, 2018; 等）、（Mottaamp; Uchida, 2018; Erenburg et al., 2016; 徐琳; 等, 2019；林波, 2018; 等）等方面的作用，而忽略了智力资本也是对企业发展举足轻重的因素。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由于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具有更高的回报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因果模糊性和无形性等特征，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往往导致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之间的资源配置失衡，智力资本在代理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难以得到有效投资（Bertr amp; Mullainathan, 2003）^[1]。而有效的外部监督（如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抑制管理层在智力资本投资活动中的回避倾向，降低代理冲突，促进价值创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中国情境下，资本市场的成熟度有待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投机行为仍不可忽视，其能否发挥有效的外部监督作用仍有待探究，异质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差异对企业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的质量和效率的影响仍不明确。因此，资本市场与企业面临着共同的疑问：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如何在企业的智力资本活动中发挥效用？其潜在机制是什么？企业的个体差异（如高管背景特征）会对这一路径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此疑问，企业的外部监督者如何更好地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要课题。

1.1.2研究意义

本文旨在研究异质机构投资者持股差异与企业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并分析其潜在机制，同时探究企业特质差异（高管背景特征差异）的调节作用，从而为外部监督者进行更有效的价值投资、帮助企业提升软实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促进投资人与被投资企业的双赢。

（1）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有助于扩展关于机构投资者的研究视角。本研究将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企业智力资本价值创造和高管背景特征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下，并为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价值创造活动这一热点问题提供了更多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