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贸易逆差一直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大问题。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学者开展就国际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进行研究，而后延伸至全球价值链的各国出国产品价值增值的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就在不断升级。根据WTO的统计，2008~2016年美国发起和实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NTB)高达2259个，中国受到影响的有2067个，专门针对中国的NTB就有99个。关于维持中美贸易的关系的重要性，应对反倾销、反补贴及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的研究不断细化。特朗普上台之后，以中美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收关税。新形势下，如何理解中美贸易战，如何稳定国内经济增长，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并同时应对美国对我国的贸易打击，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对贸易摩擦的理论研究开始得非常早。在贸易摩擦的成因理论、政治经济学方面、福利效应，以及实证研究方面已经比较成熟。

在贸易摩擦成因方面，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下，J.A.Brander（1982）等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理论。该理论论述了，国家政策进入到一个没有政策参与、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之后，对相关各国企业利益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如果两个贸易国的企业皆为垄断性企业，一国对出口的补贴和对进口的保护，使得利润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贸易保护国的获利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的，必然导致贸易摩擦。

同样是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下，假设贸易两国的企业存在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三边信夫（王领,2006）提倡贸易国形成合理分工，使得贸易情境下的收益大于自给自足时的收益。

Gomory和Baumol（Gomoryand Baumol,2000）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宏观角度给了我们新的视角。他们认为，一国生产力的提高未必会全面提升贸易国的整体福利，国际贸易反而会给正在发展的行业带来冲击。具体而言，贸易国间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给另一国家相同行业带来有效竞争并促进其发展，但超过一定度之后，将会损害其利益并引致贸易摩擦。

Grossman和Helpman(1995)将国内政治引入了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当中，假设一国政府既关注选民的利益，也在意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赠，通过关税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的国际目标如何受国内政治的影响。

在贸易摩擦的福利效用方面，Whalley(1985)用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描述了最优关税战中的得益和损失。结论表明，规模相同的国家发生最优关税战，往往两败俱伤，而规模不同的国家间发生关税战，往往是小国受损而大国得益。Whalley对美国、欧盟、日本分别做了实证分析，表明大国在关税战中的损益，也表明，在关税战中如果小国不合作报复大国易被剥削受损。

反正国内，对贸易摩擦系统性的理论发展较为薄弱。综合国内对特朗普政府下的中美贸易战的研究分析，总结出以下观点。

1、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中美国家战略的冲突。美国国内的自由、繁荣和安全，是保证美国在对外交往中的自信、强而有力的基石，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战略（AmericaFirst Strategy），以期在强竞争的复杂世界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中保有制高优势。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崛起，GDP跃升全球第一，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守成大国面临着新兴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方面的追赶，极端组织在国民安全方面的利用武力、生化科技、信息技术的威胁，国内财富两极分化，经济增长和国内政策面临瓶颈。美国以中方入侵美国商业网、盗窃知识产权、对国企过度补贴为由，在美国优先战略的政策背景下，以法律途径（301方法）作为打响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