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历史上独有的“民工潮”现象，三农问题也应运而生，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也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逐渐成为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视的焦点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对留守儿童依然存在着污名化的刻板印象，将农村留守儿童片面地认定为“没有出息”等负面形象，而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界定尚处在“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连续达半年以上的18岁以下的乡村儿童”这一层面，并且更多地是在问题视角下关注被迫留守和与亲代分离的经历对孩子成长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积极心理学和抗逆力视角逐渐地被更多学者所认同，国外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也更多地聚焦于亲子分离现象，在优势视角的指导下研究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过程中承认自我抗逆力在他们的成长发展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深入探寻中国特定的农村留守现象并与国外针对亲子分离的研究相对照，试图探究能否将中国的留守现象定义为亲子分离，并探寻抗逆力在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如何产生一种“增强效应”（steeling effect）以及这种“增强效应”的作用机制从而促进他们的自赋能与自成长。

2.国外对于留守和亲子分离的研究演变：

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个体所经历的压力事件是导致后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此时重点关注的是个体的成长环境；

20世纪下半叶，有关早年生活经历中的压力事件对个体身心发展的研究迅速发展，问题视角成为主流，此时重点关注的是各种危险因素与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致力于构建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问题视角隐藏的漏洞，那就是一部分人尽管在早年经受了某种压力事件，但却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心理行为问题，反而发展良好，这个时候，积极心理学和抗逆力视角逐渐发展起来，国外的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将留守的本质视为亲子分离并聚焦于儿童在经历亲子分离经历中表现出来的抗逆力，站在优势视角上，重新审视亲子分离经历在某种条件下给儿童带来的“增强效应”并试图构建相应的支持体系来强化这种“增强效应”，促进留守儿童的良好发展。

3.国内对于留守、亲子分离和抗逆力的研究：

目前我国对于留守儿童的界定尚处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连续达半年以上的18岁以下的乡村儿童”这一层面，这是综合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所出现的“民工潮”现象而做出的界定，但随着中国城镇化趋势的不断加快，对留守儿童的界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早在2012年就有学者指出：“留守儿童现象的本质就是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在一定时期内的亲子分离。”（凌辉,张建人,易艳,周立健,洪婉妍,文晶.分离年龄和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行为和情绪问题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20(05):674-678.）

张勤等在《2014年安徽省农村4～6年级留守小学生的攻击行为与亲子分离、社交焦虑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留守儿童因与父母长期分离，缺少父母关爱而没有安全感，加上部分家庭教育的缺失，比非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行为问题……儿童时期是孩子与父母建立依恋关系、性格建立、习惯养成及人际交往的关键时期……留守儿童许多心理问题的存在都与他们的情感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有关，而且由于父母作为留守儿童的道德教育榜样作用被人为剥夺，加之部分家长文化素质的制约和自身观念的偏差，导致他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失范常有出现。”这是一种典型的从问题视角出发去研究留守和亲子分离经历对孩子造成的深刻的负面影响。

万江红在《从微观到宏观: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保护因素分析——基于留守儿童的个案研究》中说道：“虽然在留守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亲子关系疏离、照顾者教养方式不适当、缺乏学业支持以及健康安全保障等‘留守’带来的逆境状况，但是当地的留守儿童也并非像‘问题取向’的学者们所呈现的那样焦虑、孤僻、发展落后，他们大部分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活泼、开朗、真诚、懂事，在家庭、学校和朋辈群体中表现出了良好的适应性。”

同雪莉在《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研究》中指出：“虽说父母的外出打工改变了家庭本来的抚育结构，但这并非意味着家庭完整性的破坏，也没有改变儿童对家庭的认同。”在这之前就有学者指出：“农村的亲缘关系给留守的孩子提供了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当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其扩大家庭会围绕‘抚育’中心，按照由亲至疏或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形成以血缘或亲缘为基础的社会性抚育模式，用于弥补核心家庭亲子关系在时空分离作用下的情感缺失。”（姜又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