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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同性恋偏好：何时，何地，为什么？

概要

长期以来，男性同性恋偏好（MHP）一直是学者研究人类性欲进化的兴趣所在。事实上，MHP非常常见，它是部分遗传的，因而有一定的生殖成本，MHP也因此被认为是达尔文悖论。在进化语境中考虑MHP时，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MHP在人类进化史中的哪个时期出现？MHP是否存在于所有人类群体中？ 既然繁殖成本这么高，MHP是怎样进化的？在这里，笔者使用人类学和考古学文献的数据，使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对可用数据的详细分析挑战了MHP是“史前史中人类rsquo;几乎普遍rsquo;存在的特征”的普遍观点，并讨论了有可能证明在过去社会中存在MHP的条件。此外，笔者使用的人类学报告记录了107个MHP存在或不存在的社会，这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能从一些社会中找到MHP不存在的证据。最近的进化假说认为社会分层和高攀婚假设是MHP进化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我们使用之前没有用过的大数据集测试了分层水平和MHP能被观察到的概率之间的联系。 此外，这一测试首次通过控制社会之间的系统发育非独立性来进行。这次测试发现，社会分层水平与MHP能被观察到的概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使高攀婚假说得到支持。

介绍

男性同性恋偏好（MHP），在女性伴侣是可得的情况下，男男吸引便成了一种进化迷，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偏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是部分遗传，造成生育成本（降低后代数量），并且在一些社会（在西方国家为2％-6％）中，这样一个生育成本昂贵的特征相对较为常见。长期以来，人类中MHP的起源和维持一直是个有趣的问题。

MHP何时出现？ 男性同性恋行为（MHB）已被描述在近450种动物物种中，尽管这些行为似乎是社会诱导的（背景依赖性的），例如在性别间冲突期间，易接近女性伴侣缺乏男同性恋行为便可作为“社会粘合剂”而出现。 在人类史上，社会诱导的同性恋行为是有记载的，例如当妇女不可用时或正在进行某种仪式时，社会诱导同性恋行为便出现。MHP也被描述在驯养的羊中，表明同性恋偏好是可以（至少间接地）选择的。在受到干扰的社会环境（即动物园或国内物种）之外的任何非人类物种中都没有明确的MHP记载。显然，MHP似乎仅限于人类。

MHP出现于人类社会的哪个阶段？许多学者提出，MHP可追溯到史前或早期历史时期，尽管支持这种主张的考古证据是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跨文化研究表明，MHP普遍存在于各民族中，尽管有关这一特征的详细研究数量相当有限。 然而，最近一些关于某些族群中没有同性恋行为（也就是MHP）的报道对 “MHP实际上是普遍的” 提出了质疑。种族间是否存在或不存在MHP的这种差异仍有待证明。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同性恋偏好的出现和维持要求与MHP相关的生育能力的下降应通过近亲生育能力的充分提高来补偿。虽然经验证据并不总是一致的，但这种增加可能通过亲属选择行为而实现。 在西方社会，具有MHP的男人与和异性恋男人之间没有区别，他们都希望投资于侄女和侄子。在萨摩亚，已经观察到法瓦菲（与MHP相关的第三个性别）在侄子和侄女上的投入要比异性恋男性更多。当然，这些矛盾的证据来源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或者，亲密关系中生育力的提高可能是对抗因素的结果。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一种有利于具有MHP的男性并增加女性繁殖力的性对抗基因。一些研究支持这一假设，其他研究提供了与这一假设的预测一致的结果。然而，为什么这种效果不会在野生动物中出现还是未知。性对抗基因或是固定的（当优势高于成本时）或是选择的（当成本高于优势时）。当性对抗基因的频率增加时，降低成本的选择最终可以进行（例如通过选择修饰基因），从而缩短拮抗基因的固定时间。无论如何，这种性对抗基因在自然人群中只能被短暂观察到，这也许可以解释野生动物存在同性恋偏好的报道为什么会缺失。社会条件最近的变化可能会改变这种基因相对的健康优势和成本，从而提高其选择率。

最近学界提出，某些人类社会特定的社会背景——那里有社会分层和高攀婚（即新娘与更高社会地位的新娘结婚），可以提高对这种性对抗基因被选择的概率。事实上，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人们被组织成不同的群体（或阶级）以分享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群体依据群体成员获取资源的多少（拥有更多资源者阶级更高）进行分级排序。这种社会不平等也影响到每个群体成功繁殖的预期（阶级高者繁殖成功率较高）。这种高攀婚假说假定携带性对抗变体（男性与MHP相关）的女性将意味着具有更高的生育能力（通过更高的女性气质或吸引力），从而增加他们在更富有的社会环境中再现的可能性。然后，这种性对抗基因将提供直接优势（增加生育力）和间接优势（增加与更高社会阶层通婚的可能性）。 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促进分层社会的MHP，事实上，比较分析表明，社会分层水平是MHP在社会中存在的预测因素。在此研究分析中，笔者考虑了几个潜在的混杂变量，结论是没有一个显著影响同性恋偏好的概率的变量。这些变量包括人口密度（人类学家找到了具有良好代表性的土著人民），地理位置和道德神的存在。然而，这项比较研究只考虑了48个社会，且社会之间的系统发育依赖问题（加尔顿的问题）没有明确的得到解决。

而MHP在哪里，什么时候，和为什么通常被单独考虑，但在这里我们认为，将这些问题与进化观一起考虑是十分重要的。 事实上，回答每个问题所需的信息都揭示了其他问题。 我们将审查通常引用为MHP证据的考古文献，并分析目前人群中MHP的分布情况，然后对大量社会进行比较分析，以检验高攀婚假说，同时纠正人类社会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

数据分析

广义线性模型用于测试分层水平对MHP能被观察概率（编码为0或1）的影响。考虑到社会之间的非独立性，笔者使用了广义估计方程（GEE）。GEE允许在广义线性模型框架中的响应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考虑响应变量的项目之间的相关性结构进行分析。由于所有抽样社会之间的确切祖先关系不可用，因此笔者在分析中使用了两个真实系统发生的变量。首先，语言系统发育与遗传树相似。事实上，语言树的使用被强调为比较人类学中解决加尔顿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第二，社会之间的地理距离被用作其文化和历史亲密度的代表，隐含的假设是文化相似性与地理距离有关。

社会间的语言相似矩阵提取于第15版自动相似性判断程序数据库的世界语言相似性树。 这种语言系统发育是基于斯威士兰名单中更稳定的40个词汇。从世界语言树中的相似性词汇中提取的只有含有MHP和分层数据的社会系统发育树是可供使用的，并用于进行额外的统计分析。使用语言系统发育来控制伪应用的统计分析是分别通过社会分层水平的两个不同测量方法（一个来自EA提取的，一个来自eHRAF和补充来源，见上文）来开展的。由于结果在质量上没有差异，进一步分析将会使用最大的样本（即基于EA社会分层信息的样本）进行。

接着，每个社会的地域定位都是从他们的纬度和经度中提取出来的，如“民族志图集”中的编码。然后计算每个社会之间的大圆距离。所得到的社会距离矩阵被用于建立一种基于邻接法的距离树，并用于其他统计学分析。此距离树将作为响应变量统一到MHP的存在、不存在分析和作为解释变量统一到社会分层的分析中。

为了将这些结果与以前的分析做比较，笔者使用地理区域作为混杂变量演绎了具有二项式误差的经典广义线性模型（在该研究中，人口密度没有显着影响，因此在这里不被考虑）地理区域使用标准跨文化样本（SCCS）的变量V200定义，具有六种模式：非洲，地中海，东欧，亚太，北美和南美洲。 MHP的存在和不存在是响应变量，分层水平是解释变量，地理区域是可能的混杂变量。 所有分析的进行使用的是R版本2.15.2，GEE的版本3.0-7 “ape”软件包及Kappa系数的内部收益率和psych软件包。

结果

同性恋行为的考古证据

笔者查阅了数个史前文献，第一个是中石器时代的绘画——属于西班牙黎凡特美术的老妇人洞穴的（阿尔巴塞特，西班牙）岩画。同性恋可察的说法是基于一个画面——图中有两个人，其中“较小男性的头部指向中央（主导）男性的直立生殖器——口交正在进行”。然而，这个洞穴的专家和更普遍的西班牙的黎凡特艺术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关于这个具体的小组，他指出“底层个人的脸是指向与阴茎相反的方向。此外，这个人物的色彩和工艺是独特的，他还拿着弓。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两个人物形象并不是在同一时期被创造，也不是同一个场景的不同部分。更普遍的，G.Nash指出“男同的鸡奸、手淫、口交和自主口交行为被呈现在西班牙黎凡特壁画上”。然而，A. Grimmal Navarro强调了以下内容：“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在老妇人洞穴岩画所属的黎凡特艺术（约10 000年前 - 中石器时代）中，还是在伊比利亚原理图（约6500年前 – 新石器时代）中，都没有发现任何异性恋或同性恋的性场景。”（A. Grimal Navarro，个人传播，2013;我们自己的翻译）。

第二个是挪威巴达尔的岩画，这可以追溯到中石器时期。据纳什的研究所示“（壁画中）的两个人物正在进行后入式性交”，虽然这种解释受到挑战， 因为较小的和渗透个体的性别是不可识别的。 当我们从原来的报告里检查岩画的描述时，我们发现了几个问题，因为图纸的变异性。在某些情况下，将较小的个体识别为人是值得怀疑的， 在某些情况下，认定较小的个人作为一个人是有疑问的，因为两个头上方的线条表示有角的动物，与描述腹部下面的毛发一致。在其他方面，能够支持后入式这一说法的线索并没有被报道。 因此，这个岩画可能代表同性性交，异性交往，动物嗜好或其他某些因素（其他参考文献在支持性信息部分分析：考古证据）。

讨论

当从进化角度考虑MHP时，会出现三个主要问题：MHP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什么时候出现？ MHP是否存在于所有人类群体？ 为什么选择这种显然有害的特质？

男同性恋偏好的考古学研究

前人反复声称MHP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在详细回顾所引证据之后，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所引证的证据没有可以清楚地证明人类社会中存在同性性倾向。事实上，甚至没有引用来源可以被认为是同性恋行为的明确表现。这一结论并不排除其他史前艺术或文物可能被发现的可能性，它们清楚地描绘了同性恋行为。 这并不奇怪，考虑到同性恋行为在大猿和许多人类文化中经常被描述。然而，描述同性恋行为不能用作存在同性恋偏好的证据。实际上，似乎很难设计出一种从史前图画和雕塑艺术中识别MHP的可靠方法。 在过去的社会中，更难以证明MHP的存在，而没有其他信息，如书面文本。只有从历史文化中尽可能隔离的现存传统社会的比较研究才能提供有用的见解。 最近已经声称MHP以“性别不和谐”同性恋的形式存在于“祖先”的人类。这种说法是基于对被分为变性和非变性社会的传统社会的跨文化分析。 然而，这一结论是以变性社会为祖先的假设为基础的。 此外，MHP可能存在于许多非变性社会。 因此，变性社会的具体情况不能用于对更广泛的现象作出强有力的推论。从考古遗迹来看，MHP可能存在的第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追溯到早期的历史时期，从古埃及的Khnumhotep和Niankhkhnum（公元前2400）坟墓。书面文本是关于性偏好的宝贵资料来源，可以确定过去社会中同性恋行为和同性恋偏好的存在，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和旧中国。

MHP分布

与众所周知的观点——MHP存在于所有当代社会中——相反，这里收集的人类学数据表明，MHP可能在某些社会不存在，特别是那些显示低层次的社会。明确搜索MHP迹象的人类学家已经承认：在阿洛人里，“事实上，男性或女性自己并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在博洛洛族以及我所访问的大多数印度部落，同性恋和手淫都是不被人知晓的”；“在乌利西，人们并不知道同性恋，但它被认为可能存在”；在伊鲁鲁克人中“人们都知道没有同性恋或性倒错的情况，也没有观察到任何相关情况”；在雅诺，“Bisaasi-tedi的大多数未婚年轻人都有相互的同性恋关系。。。。。。但是，参与这些事情的人，比青少年还要多；我没有遇到过成年男子通过同性性行为满足他们性需求的情况”。最近，有说法提到，中非共和国的狩猎采集者阿卡人没有MHP，人类学家指出，“特别的，阿卡人难以理解同性性关系的概念和技术，没有言语存在然而这有必要反复描述性行为。有人提到，有时同性的孩子（两个男孩或两个女孩）在营地玩耍时会模仿父母的性行为，并且我们观察到了这些俏皮的互动”。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人类学家在某些社会没有发现MHP，是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它被否定制裁或立为禁忌。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可能是这样; 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这些人类学家同样也描述了一些消极的制裁行为，如谋杀，盗窃，杀婴和婚外情。因此，在一些社会中，MHP现象没有被记载，而其他禁忌行为却仍然被发现，这表明MHP可能不存在。 因此，MHP的存在或不存在可以跨族裔群体而变化。

结论

尽管社会上广泛存在错误的同性恋恐惧症，学者们依然开展了相关研究以了解MHP的起源，因此社会上也存在对相关科学知识的需求。走向更好地了解MHP在人类中的演变和传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提供建设性的社会言论。

在这里，我们发现，从人类的史前时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的“MHP几乎普遍存在”的观点在我们对所引用的数据进行审查之后并没有得到证实。事实上，我们永远不能仅仅用考古遗迹来证明或反驳过去时代是否存在MHP：我们需要通过书面文本来最终确定同性恋偏好存在与否，而从史前（例如，在书面文本之前）社会来获得这些信息是绝无可能的。今天，MHP似乎在一些社会中不存在，但存在于其他社会中; 这种差异可以部分地通过社会分层的程度来解释。这与在分层社会中选择的一个因素是一致的，尽管功能性男性生育力（MHP）具有多效性。一个可能的候选人是提高女性生育率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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