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意味着中国在新改革中既要保持经济发展，更要环境改善，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实现波特效应。合理而严格的环境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政策效果对碳排放的影响。同时，排污权交易机制要用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既要充分发挥排污权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地区减排政策分析探讨排污权交易制度下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展望，深人探讨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国既需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要缓解增长造成的污染,以避免出现罗马俱乐部所说的增长极限。
然而,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并非易事。这不仅是因为影响这种关系的因素有很多,而且因为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要素,这个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最大差异在于能够产生环境红利.。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Shibli 和 Markandya(1995)在《Industrial Pollu tion Control Policiesin Asia: How Successful are the Strate gies》认为, 中国的排污收费制度人为因素较大, 在控制污染方面缺乏效力, 排污收费只是被当作地方融资的手段。由于排污收费执行在地区间差异较大, 使得不同地区企业面临着不同的污染惩罚。而法定征收率低于边际减排成本使得排污收费对企业污染控制提供的激励作用进一步下降。

（2）Wang 和 Wheeler(1996)在《Endogenous Enforcement and Effectivenessof China's Pollution Levy Sys tem》中利用 1987~1993 年省际数据对此进行的研究却表明, 污水征收制度既不是武断的也不是缺乏效率的, 地区间实际征收率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环境损害的评价与执行力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研究同时也表明, 我国污染企业对自 1987 年以来不断上升的排污收费率做出了高度反应, 主要表现为, 从1987~1993 年, 省级污染集中度平均下降了 50%,总排放下降了 22%。

（3）Wang 和 Ming( 1999) 在《How the Chinese System of Charges and SubsidiesAffects Pollution Control Efforts by China's Top Industrial Polluters》中利用双对数计量模型对我国污染最严重的企业污染减排支出对不同环境管制工具和执行策略的反应进行了研究, 得出我国污染收费制度与减排补贴制度为企业治污投资提供了有效激励, 其有效程度与企业排污水平有关, 污染越严重的企业, 制度产生的减排努力越强, 其中污染收费的影响弹性约为 0.06.

（4）Das gupta 和 Wheeler( 1997)在《Citizen Complaints as EnvironmentalIndicators: Evidence from China》 通过对 1987~1993 年我国省际数据的分析研究了公众抱怨是否会对污染控制产生积极影响, 研究得出, 向公众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对提高企业的减排水平作用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