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是站在抗逆力的角度下重新审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旨在证明留守只是一种生活状态，留守儿童并不等于问题儿童，重点关注适应发展良好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其抗逆过程中受到的由亲子分离带来的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的影响，从而对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培育提出建议。研究内容是对目前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总结以及对新时代留守现状的思考，研究结果是对社会工作相关理论本土化的升华。

论文主要研究了何为农村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了哪些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在其抗逆过程中受到哪些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指的是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的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已经经历了半年以上亲子分离并依旧处在这种亲子分离生活状态下的16周岁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抗逆成功是其抗逆过程中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本文的特色：借助亲子分离的概念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重新界定；以Garmezy的行为目标模型为指导探究由亲子分离带来的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影响。

关键词：抗逆力；亲子分离；留守儿童；农村留守青少年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examine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aimed at proving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only a kind of living condition, and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not equal to problem children.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protective factors and risk factors brought about by the separation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on the well-developed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ir resist process, so as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resilience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the summary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aying behind in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result is the sublim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theory.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what is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the impact of parent-child sepa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the protective and risk factors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re affected in their resist process, and how these factors play a ro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refer to the 16-year-old children who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their parents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and are still living in the state of parent-child separation due to both of their parents or one of them going out for work. Resistance succes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protective factors and risk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resili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aper are: re-defini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the help of the concept of parent-child separation; using Garmezy's behavioral goal model as a guid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isk factors and protective factors brought about by parent-child separation on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Key words: resilience; parent-child separation; left-behind children;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目 录

第1章 绪论 2

1.1 我国留守儿童现状 2

1.2 本文研究问题 2

1.3 研究意义 2

1.3.1 理论意义 2

1.3.2 现实意义 2

第2章 文献综述 2

2.1 亲子分离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2

2.2 抗逆力研究 2

第3章 方法论 2

3.1 研究对象 2

3.2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2

3.3 研究案例和分析方法 2

第4章 研究结果 2

4.1 抗逆力风险性因素分析 2

4.2 抗逆力保护性因素分析 2

4.2.1 个人层面 2

4.2.2 家庭层面 2

4.2.3 学校社区层面 2

第5章 讨论与结语 2

5.1 培育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对策 2

5.1.1 个人层面——去污名化是关键 2

5.1.2 家庭层面——重构与巩固家庭关系 2

5.1.3 学校层面——学校是抗逆过程中的社会支持核心 2

5.1.4 社区层面——构建和谐的乡村邻里关系 2

5.2 结语 2

参考文献 2

致谢 2

第1章 绪论

我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民工潮”现象。所谓的民工潮实际上是被中国独特社会背景裹饰起来的人口流动，而留守儿童问题是这种人口流动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新时代下依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1 我国留守儿童现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8）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1]显示中国大约有一亿名儿童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两类儿童：流动和留守儿童；城市化观察网根据教育部于2018年8月发布的2017年教育统计数据进行计算^[2]发现，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即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分别为1897.45万人和1550.56万人，合计3448万人，其中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儿童数量为1406.63万人，近5年增加了129.47万人，增幅为10.14%，而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近五年共减少了576.2万人，降幅约为27%。

民政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数据^[3]显示，截止到2018年末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与2016年全国摸底排查数据相比下降了22.7%；区域主要分布在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贵州等，上述7省的农村留守儿童总数占全国的69.7%；监护情况96%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隔代抚养，4%则是由其他亲戚朋友监护；年龄分布上，0—5岁占21.7%、6—13岁占67.4%、14—16岁占10.9%；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2016年的65.3%上升至2018年的78.2%。在学阶段呈现更集中的趋势。

上文提到新时代背景下由于粗放的城镇化和经济水平的发展，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在数量上已经明显减少，但留守儿童问题依然严峻，因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从最初的显性社会问题转化为剩余性的、隐性的社会问题。留守是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统一性的现实生存状态，其表现形态各异，可能是一种持续的生存状态，也可能是一种间断性的状态（王玉香，2018）。人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任务，农村留守青少年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也会面临不同的选择，当然他们只是这种选择的被动接受者，真正做出选择的是他们的父母，父母可能会基于子女的学习状况和家里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子女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社会危机是在当前发展阶段的发展任务无法顺利完成的情况下导致的，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只能被动接受，因而他们表现出来的心理社会特征往往是自我意识相对消极、自尊感低、应对问题的方式较为被动，对外部支持性资源利用度较低（刘玉兰，2013）。农村留守问题的剩余性质也会使得留守青少年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状态，甚至会为留守在农村而感到羞耻，从而导致与社会脱节。

1.2 本文研究问题

留守儿童一开始是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与留守儿童群体中种种不良的学业、道德、生活问题的“高发性”密切相关（冯建，2005）。加之大众媒体对留守儿童负面新闻和个别极端案例的过度渲染，使得人们逐渐将“留守儿童”与“问题儿童”等同起来，留守儿童也被贴上一系列标签：恐怖倾向、身体症状、对人焦虑、自责倾向、冲动倾向、学习焦虑、过敏倾向与孤独倾向等（刘隽，2019）。诚然站在问题视角下看待留守儿童问题可以更加突显出留守儿童面临的困境，吸引学术界乃至社会的高度关注并研究针对性对策，但是将将“留守儿童”看作是“问题儿童”却是一种对留守儿童的“污名化”，是带上“有色眼镜”将留守儿童“孤立”起来，最终会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万江红（2016）在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时发现，虽然在留守过程中确实存在亲子关系疏离、照顾者教养方式不当、缺乏学业支持以及安全健康保障等逆境，但其中大部分的留守儿童还是表现出了良好的适应性。与此同时，随着抗逆力理论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学术界广泛认识到“留守”只是一种生活状态，“留守儿童”也并非“问题儿童”，留守儿童心理社会问题频发是因为亲情养育缺失导致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到由留守带来的风险性因素的影响以及风险环境的不良影响，因此开始呼吁对留守儿童的“去污名化”，这无疑给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本文将留守儿童界定为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已经经历了半年以上的亲子分离并依旧处于这种亲子分离生活状态的16周岁及以下的农村青少年。留守的本质即是亲子分离（凌辉，2012；张勤，2018），但同时留守发生在不同的情景中。留守儿童不同的发展结果可能是亲子分离和不同的留守生态系统互动的结果。目前关于我国留守儿童的研究均忽视探究亲子分离和留守生态系统对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将弥补之前研究的空白，探究由亲子分离带来的留守生态系统中的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

1.3 研究意义

1.3.1 理论意义

青少年期是一个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首先生理的快速发展是青少年最明显的特征，未成年人对于性和自我的认识就是在这一阶段初步形成的，它既是量的增长也是质的飞跃；其次青少年是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时期，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方面都会发生蜕变和跃迁，因而这一时期的发展对人的一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学习理论把青少年的行为与人格看成是学习的结果，青少年所处的环境影响和塑造了青少年的行为，而青少年在生理心理方面发生巨大转变意味着他们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要比其他人群更加深刻。留守青少年不仅处于这种特殊的成长阶段，同时也处在特殊的成长环境之中，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留守青少年将要面临亲情缺失和社会支持不足的严峻挑战。

生态系统理论和“人在情境中”的观点认为个人是生活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之中，留守青少年不仅受到生活环境的深刻影响，其自身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主观能动性，在研究抗逆力是如何在农村留守青少年身上生成及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要同时考察环境的塑造作用以及个体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埃里克森在心理——社会理论中将人生的发展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美德都是克服了心理社会危机后产生的，社会工作者要帮助青少年顺利渡过认同危机、建立信心；发展阶段和任务理论认为个体在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任务，上一阶段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将会影响下一阶段的发展，哈维格斯特认为青少年时期是学习和发现发展任务的“敏感时期”。本文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生成与作用机制，不仅是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对这些理论的升华与完善。

1.3.2 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留守青少年面对的共同压力来自于父母外出打工所引发的亲情缺失和社会支持不足而带来的严峻挑战，这也是造成农村留守青少年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农村留守青少年被标签化也正是这些问题的衍生物。标签理论认为许多人之所以成为“有问题的人”，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密切相关的。社会对于农村固有的“贫瘠”“穷苦”的刻板印象也理所当然地转移到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身上，认为他们“没有发展潜力”、“是问题儿童”。本文对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研究就是意在证明留守只是一种生活状态，即使处在不利的生活环境中也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体系来改造客观世界，社会工作者要通过重新定义并帮助农村留守青少年正确自我定义来使他们摆脱有问题的标签，获得良好发展。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亲子分离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留守的实质就是亲子分离，而农民工家庭的父母与子女长期分开居住生活所导致的亲子分离是留守儿童群体最本质和核心的特征（唐有财，2011）。所谓的亲子分离，顾名思义，指的是子女与父母在时空维度上的分离，它既可以是一种积极的概念，一段子女逐渐长大成人最终离开父母寻求独立自主的过程，父母在这段过程中要做一个积极的引导者，妥善处理好与孩子在家庭及感情等方面的分离，教会孩子如何独立自主、成家立业；当然它也会成为一种消极的概念，例如父母双方或一方出于现实因素外出打工而把子女留在户籍地也会构成一种亲子分离，处于这种亲子分离状态下的儿童往往就会变成留守儿童。

亲子分离至少包含形式、时间、空间、亲子联系频率、父母回家频率及分离时机六个层面的概念，涉及父母与子女什么时候分开、分开多长时间、分开的距离、沟通的频率等变量（唐有财，2011；凌辉，2012），其中亲子分离的形式是指父母双方中谁与子女分离，包括单亲与子女分离和父母双方都与子女分离；亲子分离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分别是指父母与子女分离的时间长度和地理距离；亲子联系频率和父母回家频率是考察亲子分离影响的重要指标，父母是否经常回家看望或者跟家里联系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亲子分离的时机是指父母在儿童的哪个年龄阶段与他们分开，也即是指留守儿童开始留守的年龄。

亲子分离给留守儿童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父母亲情与养育的缺失，儿童成长关键期缺乏父母的教育引导以及情感上的关爱呵护，因而更容易产生认识和价值上的偏离，甚至出现社会失范行为（同雪莉，2016）。曹中平（2008）在相关研究中发现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时的年龄越小、分离时间越长、一年内相处时间越少，其不安全感倾向越大，而独立生活或与抚养者建立亲密依恋关系的留守儿童安全感倾向更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亲子分离确实会给留守儿童带来亲情缺失和家庭功能障碍的困境并产生继发性风险，但与此同时亲子分离也给留守儿童带来了寻求独立自主以及获得扩大家庭乃至学校社区支持的机遇。

2.2 抗逆力研究

抗逆力（resilience）也被译作“心理弹性”、“复原力”、“韧性”等，而“抗逆力”的译法更是将个人置于整个环境系统中进行系统的观察（万江红，2016），但是由于不同学者的知识领域和研究视角不同，对抗逆力的界定也存在差异，目前学术界有三种比较主流的界定方式，分别是能力（特质）说、过程说、结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