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跨性别交际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分支。所谓性别文化，是指社会为不同性别所规定的信仰、价值和行为的体系，是社会为不同性别的人们所分别限定的所思、所为、所言、所听的范围。由于以上范围的差异，两性之间的交际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跨文化交际。这些差异在两性言语交际能力中的反映是最为明显的。[1]在交际规范上，性别差异体现在话题选择、话语方式、言语策略、交际风格、交际目的等多个方面，这些差异都可能为两性之间的交际带来障碍。从实际情况来看，跨性别交际的文化冲突集中反映在会话形式与功能判断、话题选择与话题转换这两个方面。[2]此外，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也是产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跨国异性交往中这些现象更为普遍。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常常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交际困难，这也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而不同民族之间的异性交往，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交际，受到文化差异与性别差异的双重阻碍，个体之间在交际过程中更易产生文化冲突。

一直以来，对外汉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分支，跨性别交际的研究，特别是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性别交际，对于分析和解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冲突有着重要意义。（例如汉语教材的话题选择，就可能会为跨性别交际埋下冲突的隐患。）

现如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已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并体现在了教材编写、教学策略以及师生交往等方方面面。而性别差异作为交际的“第二层障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试图从跨性别交际的角度，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为性别因素影响下的语言教学及文化传播提供相应对策。

1.2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性别差异与交际的关联，最早起源于语言学的研究。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伯森（Jesperson）率先从当代语言学角度研究了性别语言，在其1922年出版的《语言论：本质、发展及起源》中“用一章的篇幅阐述了女性语言的特点及非西方社会中男女两性语言的不同”，此书也被誉为20世纪性别文化研究的里程碑。[3]叶斯伯森1923年出版的《英语的发展与结构》和萨丕尔（Sapir）1929年发表的《雅纳语中的男性与女性语言形式》中，同样阐述了某一种语言运用中的性别差异现象。随着上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女权运动的进行，语言中的性别差异研究不断深入，具有代表性的如70年代莱可夫（Lakoff）的著作《语言与妇女的地位》（1975）等。近年来，性别研究的视角又逐渐涉及到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跨性别交际同时也成为了性别语言的研究新焦点。

在我国，跨性别交际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外语界的一些学者翻译介绍了有关英语性别语体的研究。随后，性别语言在我国语言界发展并起步，同时，一些研究语言与文化的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对性别语言做出论述，如邓延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胡文仲重编的《交际与文化》，胡文仲、高一虹著的《外语教学与文化》，贾玉新著的《跨文化交际学》等[4]

近年来，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不断深入，跨性别交际等同一文化环境内不同群体的交际文化的微观研究也更加深入，使得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向着更加具体细致的方向发展。相应的，与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跨文化交际及语言教学也应更加重视性别差异的因素。而现今将跨性别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少，相关的著作与资料也较为缺乏。故而本论文拟尝试在此处进行突破，从而为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的顺利开展提供更多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