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研究背景及意义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7017万人，贫困发生率为7.2%；2015年11月，中共召开扶贫开发会议，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阶段，为了打好扶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扶贫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即要“精准扶贫”以实现2020年如期脱贫；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从数据看来，近年我国的扶贫工作效果显著，但要完成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并没有想象中简单。首先是所剩时间无多；再者，现已到扶贫攻坚战的决胜阶段，脱贫的难度越来越大，亟待脱贫的对象大都是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因此扶贫工作仍是十分艰巨的。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银行作为金融系统的核心机构，其服务水平——储蓄服务和信贷服务水平对扶贫绩效的影响不言而喻。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势必也会影响扶贫的效果。因而对金融服务水平的反贫困效应及其区域性差异的分析研究对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以增强其反贫困效应具有深刻意义，同时也为解决我国区域性金融反贫困问题提供了思路。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如何减缓并消除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一直以来，各国政府致力于为本国的贫困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和各种援助措施。而近年，部分国家利用金融手段改善贫困现状的事实使得金融发展对于减缓贫困的积极推动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少国内外的学者也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2.1国内研究现状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于金融的反贫困效应重点在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减缓的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种。第一，金融发展可以直接通过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和储蓄以减缓贫困。胡宗义和罗柳丹（2016）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田银华和李晟（2014）的研究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金融机构农村信贷资金投放这一渠道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主要体现在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形成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拉动而有助于农村贫困减缓，且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缓解农村地区贫困，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不于农村贫困减缓；姚耀军和李明珠（2014）基于1978——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采用界限检验法等一系列具有良好小样本性质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从长期看，即使控制经济增长渠道，贫困人口也可从私营部门信贷增长及其货币化进程中直接分享金融发展的红利；陈银娥（2012）利用河南省民权县的实际入户调查数据，通过普通的 OLS 回归，研究微型金融提高贫困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微型金融虽然能够直接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效果并不明显，贷款额度的提高和贫困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可以提高其社会资本水平，贷款额度和收入每增加 1% ，贫困农民家庭社会资本分别增加 1. 27% 和 0. 68% ，小额贷款额度每增加 1% ，通过社会资本的途径会促使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约 2. 6% ；冯红艳（2013）以新疆贫困地区农村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数据模型，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主要从农户贷款方面分析得出金融发展通过农户贷款额和得到贷款的农户数对贫困减少产生直接影响。第二，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以间接减缓贫困。陈银娥和张德伟（2018）以湖南省 51 个贫困县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量县域金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对多维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发现县域金融发展对多维贫困减缓同时具有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鲁小楠（2015）采用 2000-2013 年湖北省 17 个市州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途径，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正向地作用于减缓贫困，但是收入分配的恶化削弱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间接作用，并且收入分配的恶化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又会进一步削弱金融发展的减贫作用；胡德宝和苏基溶（2017）重点研究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和贫困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表现为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从而使得更多的低收入者和小型企业能获得金融服务，贫困人口的收入会上升，收入分配差距会缩小。

另外，还有些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了金融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汪海东（2013）等详细阐释了贫困的定义与类型，总结了学者们对贫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提出金融服务的不充分，不仅带来“金融空洞”，还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也是造成社会贫困的重要因素；胡卫东（2011）从内生金融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研究发现：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正规金融由于内生性的极度缺失，致使其金融服务停滞不前，难以发挥减贫作用，非正规金融虽然内生性显著，使其具有很强的活力，但受相关制约其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刘华珂（2018）利用中国省级层面数据测算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得到以下结论：从全国层面看，普惠金融能够为贫困群体进行资金借贷，增加他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有利于农村贫困的减缓；从区域层面看，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区域性差异；孙硕（2016）选取出9个普惠金融指标对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出其相关性较高，在此基础上，利用OLS模型对以经济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究各指标对其的影响作用；吕勇斌和赵培培（2014）利用 2003—2010 年我国 30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于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有利于减缓贫困，但农村金融效率对缓解贫困有负向影响；吕勇斌和肖凡（2018）采用空间分析工具实证检验金融包容对贫困减缓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包容与贫困减缓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我国县域金融包容水平与贫困水平的空间分布大致呈现“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刑波（2017）根据西部十二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5 ——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金融结构、中小企业和反贫困效应这三者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银行金融中介尤其是中小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地位越重要，则本区域中小企业所能发挥的反贫困作用就会越大。

1.2.2国外研究现状

Jeanneney 等( 2011) 使用发展中国家 1966—2000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因为银行系统促进了交易以及提供了储蓄的机会，这是金融发展通过分配效应对减少贫困产生的直接作用；Hosseinh等(2002)通过考察金融发展对低收入国家减贫的贡献发现，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部门发展政策有助于实现发展中国家减贫目标；John（2018）的研究旨在评估小额信贷机制对坦桑尼亚Ｍvomero和Ｍorogoro地区四个农业储蓄和信贷合作社的农民家庭收入的贡献。调查结果阐述了各自小额信贷机构在提高香蕉、菠萝、水稻和西红柿种植者的生产率和收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Burgess 等( 2003) 利用印度农村农村分行扩张计划的数据研究发现，银行在农村设立的数量每增加 1%，农村贫困发生率将降低 0. 34%；Ravallion（2001）等研究了经济增长对于减贫的扩散效应，证明了经济增长是减贫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助力，它作用于减贫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经济增长可以直接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环境，使穷人得到的好处，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再分配提供物质基础，穷人将从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