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研究背景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主要采取的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这段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各种益处，另一方面中国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片面地依赖需求端拉动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弊端也在逐渐的显现。表现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自2013年以来，中国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过去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所依赖的出口红利、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等因素逐步减退，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已不可持续。

货币政策是调控国内经济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应主要表现为最终会影响实际产出等经济指标。当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保障经济稳中求进，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依然不可或缺，但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开始下降，这就对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及发展货币政策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

1.2研究目的

本文采用VAR模型分别对M1、M2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型指标及SHIBOR等价格型指标对国内GDP、CPI等宏观经济指标反映的有效性前瞻性进行实证分析，以得出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效果在不断减弱，同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力度在不断增强这一结论。

1.3研究意义

本文基于VAR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能够直观的看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应当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完善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这一启示。

1.4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数量型工具方面，泰勒（2002）指出，相比于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体制机制不健全、利率等价格没有市场化等原因，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是一种现实选择，但随着金融创新以及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效果将会逐渐减小。Long zhen fang（2011）阐述了公开市场操作，指出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央银行对公开市场操作将使用得更加频繁。王红梅（2009）结合中国实际，定性分析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指出在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屡次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央行应当注意多种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周小川（2013）认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与行政干预手段协调配合会带来政策合力，但往往也会带来政策力度过大、政策效果不易把握等问题。

关于价格型工具方面，Woodford（2001）研究发现，除公开市场操作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外，应当增加常备借贷便利和利率走廊体系。Tuuli Koviu（2009）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传导的效应比信贷渠道传导的效应要弱，但是，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强。彭芸（2003）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都较好，因而我国应该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积极引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戎梅、齐炜（2014）认为如果市场上的金融产品按期限结构分类定价，就要求基准利率的利率期限结构能够覆盖市场上的大多数金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