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 in 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简称IFC )指的是面积不大的一个地理区域, 能够提供最有利的地理区位、最便捷的国际通讯手段、最有效的国际支付清算系统, 并能为进出口业务提供融资, 因而聚集了数量庞大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总部或分支机构, 集中开展金融业务。

1.国内，外学者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的研究有：Patrick（1966）提出了需求反应和供给引导理论，分析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相互关系。根据这一理论，需求反应是指经济增长推动金融发展，供给引导则反之；Park（1989）认为国际金融中心是银行家们在他们的国际运营中受益于规模经济的自然反映；Kaufman（2001）提出，增长强劲的国民经济和具有严格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金融机构以及强大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

国内学者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的研究有：王云（1996）提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具备坚实、强大的经济实力、稳定自由宽松的经营环境条件；冯德连、葛文静（2003）把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概括为”轮式模型”，即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主要有两种拉力（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三种推力（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 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力；黄解宇、杨再斌（2006）将金融集聚论、金融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孙剑、苗建军（2006）分析和研究了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关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有：华民、曹宏城（2007）认为中国必须在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对金融体系进行内和对外的双重改革等前提下，选择适合的层级和区位构建国际金融中心，而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区域金融中心的条件，中国面临的是深层体制改革问题；陈志（2007）提出要充分发挥金融中心作为”系统的系统”、”组织的组织”功能，注重以金融信息港为基础系统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模式，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促进会”为核心组织启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策略，在借势、造势、用势中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以更高的起点和要求推进新一轮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闫云凤、杨来科（2009） 以纽约为例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财税政策， 并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出三点启示，即降低金融业营业税负担、扩大征收范围，降低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税负、取消不合理的税前扣除限制，给予金融行业特殊的税收优惠；余永达、王浩（2009）通过对英国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历程分析，以构建金融软实力的战略视角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态势，进行相关要素的综合评价，进而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2. 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过程

国际金融中心理论是一个介于国际经济学、金融市场学、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问题。以Kind leberger( 1974)为代表, 众多经济学家开始了对国际金融中心问题(包括其界定、形成机理、功能类型、福利效应、政策意义等)的系统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计算机和通讯网络的不断发展, O. Brien( 1992)引发了一场关于金融地理学( Financia lG eog raphy )是否终结、国际金融中心是否继续存在的大讨论, 将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的讨论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对国际金融中心理论的深入研究中, 有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Dufey和Giddy( 1978)指出, 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 政策因素最为重要; 既要通过一定的规章制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也要给予金融机构自由开展业务的适当权利。McGahey、M alloy、Kazanas和Jacobs( 1990)认为: 成本要素、人力资源要素、电讯及远程技术、政策环境这四类要素将影响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其相对优劣取决于政府投资的程度。N. B lattner( 1992)指出, 由于国际金融中心会给一国带来巨大的政治及经济利益, 因此有关政府总是积极干预, 以加强本地的吸引力。由于金融中心面临外部冲击时十分脆弱, 并且其问题将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 加剧了世界经济的波动性, 因此F 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 2000)的报告中表示了忧虑, 号召各国政府加强管理, 以提高金融稳定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生物进化和遗传基因理论的思想方法为指导, 以博弈分析、算法分析、实验模拟技术为工具, 以动态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的演化经济学( Evolutionary　Economics)在经济学界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Nelson和W inter( 1982)的专著是演化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标志。Sm ith和Price( 1973)提出的演化博弈理论(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演化经济学中一个主要分析手段。它将博弈的比较静态分析和演化理论的动态过程结合在一起, 通过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 le Strategy, ESS)这一基本概念, 成功地解释了生物进化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Binmore和Samuelson( 1994)用这一方法来解释惯例、制度的形成机制。H. P. Young ( 1993)将这一方法初步用于讨论经济生活中讨价还价( bargain)的问题。

在演化经济学被大多经济学流派所接受并吸收的同时, 少数经济学家尝试着用它来分析金融地理学的相关问题。Gattani和Tschoegl( 2002 )认为演化经济学自然选择( Natural Se lection )、适者生存(the Fittest to Surv ive)的思路尤其适合分析企业的地理分布, 大通( Chase)银行分支机构的分布现状既是内部的重组和变革( exploration)的结果, 也是对外部选择、淘汰( extinction)机制的适应( adaptation)。Seppfrac34;ifrac34;( 1997)则指出经济主体的选择对外部环境也具有反作用。比如, 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使经济业务日趋集中到某地, 体现了经济主体的选择对既定外部条件的改变和突破。但是总的来说, 用演化经济学这一前沿分析工具对国际金融中心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还是很少见的, 而对政府从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直观地理解, 国际金融中心无疑也是动态演变与进化的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结构调整的交互作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与进化。借用演化经济的基本思想和演化博弈的方法可以从整体上更清晰地描绘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机理。一旦掌握了其形成机理这一规律, 政府就可以从中干预、推动或阻碍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本文将运用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该问题的兴趣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