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正在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生的日美贸易摩擦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日本在应对日美贸易摩擦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和教训对现阶段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极大借鉴意义。因此，本文采用调查法，先在科技创新视角下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史，成因，影响以及对策进行分析，随后又对日本应对贸易摩擦时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践进行分析,在更加清楚的了解日本在整个贸易摩擦过程中特别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后，综合前面的分析结果对我国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措施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贸易摩擦；国家创新体系；经验借鉴

Abstract

The ongoing China-US trade frictions have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Japan-US trade frictions that began in the 1950s. Japan has rich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Japan-US trade frictions,thes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deal with China-US trade frictions at this stage.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causes, influenc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Japan-US trade fr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rst, and then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when Japan deals with trade frictions,after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Japan’s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e entire trade friction process,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 put forward my own suggestions on China's measures to deal with China-US trade frictions which based on the previous analysis results.

Key Words：trade friction；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选题背景 1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1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1

1.3.1 在日美贸易摩擦以及日本的相应对策的研究方面 2

1.3.2 在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对比研究方面 2

1.3.3 在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的研究方面 3

第2章 科技创新视角下日美贸易摩擦分析 4

2.1 发展历程 4

2.2 原因 5

2.3 影响 6

2.3.1 消极影响 6

2.3.2 积极影响 7

2.4 应对措施 9

2.4.1 增加海外投资 9

2.4.2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 9

第3章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践 11

3.1 以彩电为例探究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11

3.2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作用 11

3.2.1 国家创新体系基础建设 12

3.2.2 强化主体子系统，进行技术追赶 12

3.2.3 加强体系对基础研究促进作用 12

3.2.4 产学官联合，加强产学合作，提高技术转化率 12

3.2.5 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13

第4章 对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借鉴 14

4.1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14

4.2 加强基础研究力度 14

4.3 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创立“创新平台” 15

4.4 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15

参考文献 16

致谢 17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在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还将进一步发酵的中美贸易摩擦，想要降低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继续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发展，就要采用最快最好最合适的措施来适应当前的大环境并提前找出应对可能出现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我们要尽快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国家创新系统，提高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能力，持续增强综合国力，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日美贸易摩擦，作为近些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贸易摩擦，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在此期间通过内外改革极力规避贸易摩擦风险、完成国内产业和产品的转型升级、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实践经验和国内股市、楼市泡沫以及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都对我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在科技创新视角下从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中借鉴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并为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宝贵建议与意见，使我国能在中美贸易摩擦的环境中得到更好地发展。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在科技创新视角下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分析、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践以及对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借鉴。此次研究的目标是从日美发生贸易摩擦时日本应对经验的分析中找到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中国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应对摩擦的解决办法，最终得到关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启示并针对性的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出意见与建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本次研究采用调查法，前期在科技创新视角下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分析是针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原因、影响、应对措施四方面进行的总体分析，中期对日本应对贸易摩擦时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践的有效措施分阶段的从目的到实施方案再到结果进行逐条分析，最后会针对前面的分析结果，总结从日美贸易摩擦中得到的关于当下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启示并针对性的提出我个人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与建议。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目前国内外对日美贸易摩擦历史、经验借鉴与启示等方面的研究大致以借鉴经验为主，以吸取教训为辅，主要分为三大方面；一方面是对日美贸易摩擦以及日本的相应对策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对比研究，还有就是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的研究。

1.3.1 在日美贸易摩擦以及日本的相应对策的研究方面

由于日美贸易摩擦发生的较早，对该事件的研究也比较早，因此是这几方面研究中数量较多的，裴桂芬和李珊珊以美国对日本的“301调查”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美国的“301条款”在日本的运用以及影响等方面对日美贸易摩擦进行了研究，她们认为在两国制度摩擦层面，美国进行“301条款”调查的最终结果表面上看是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 “改造”日本的经济结构，日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无奈地推进国内结构改革，但实际上日本是基于自身需求，借助美国压力，有选择地顺利推动了国内最重要和最紧迫的经济结构改革，其中日本在长期被动应对后的政策转向对中美贸易摩擦很有借鉴意义^[1]。洪诗鸿以日本在处理日美摩擦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参考，对日本应对美日贸易摩擦的几种模式、日美间的半导体贸易战和贸易摩擦背后的制度与产业标准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我国政府可以认真思考分析高科技战略性竞争产业如何与美国相处^[2]。王厚双和付煜认为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在探究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及特点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分析了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以及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本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且深入总结了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的应对措施^[3]，最后对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提出了相应建议。宣晓影也对日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及应对进行了研究，此外她还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在日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日本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国内产业和产品的转型升级，推动了海外供应链的搭建与完善，促进了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并通过内外改革极力规避贸易摩擦风险，其经验教训值得借鉴^[4]，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冯昭奎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研究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和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与高技术摩擦，并对该摩擦的背景与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高科技发展的底线，这些底线都表达了美国对后发国家高技术发展的限制，他认为我们对美国必须放弃幻想，准备斗争^[5]，积极面对中美贸易摩擦。

1.3.2 在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对比研究方面

倪月菊和朱铭铮以“301调查”为例对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进行了对比，他们认为两者具有相似的经济背景，都发生在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内，起因也都是美国试图减少其贸易逆差，并遏制贸易对手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以日本为鉴，中国在应对美国“301条款”时可以积极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6]。钟承扬首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进程、原因进行了分析，随后对日美贸易摩擦进行了回顾，最后对两者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中国政府要积极应对，首先寻求与美国达成共识，但也不能低头妥协，损害到本国利益，而中国企业尤其是对外进出口的企业要加快建立风险防控体系^[7]。李丹和董琴首先对日美贸易摩擦和在其背景下的日本产业升级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拖”字战略的使用、境外投资、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结合以及企业创新机制的建立是日美贸易摩擦下日本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经验^[8]，随后对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与日本的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对中美贸易摩擦下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及对策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应在借鉴日本经验以及不足的基础上，通过灵活使用“拖”字战略、完善创新机制、注重内需、正确引导企业“走出去”以及调整贸易政策等途径，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8]。宋成华则是将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进行对比研究后，分析了美国日趋强势的原因，并对中国的经济形势进行了预测，认为中国陷入长期经济低迷的可能性很小^[9]。

1.3.3 在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的研究方面

马治国以美国对华的“301调查”为切入点对我国知识产权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摩擦时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稍显不足，我国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提供坚实基础^[10]。而孙艳的研究也是从中美301贸易摩擦开始，她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国遭遇的美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历史及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应对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措施方面提出了政府应多管齐下，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建设，完善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深入推进国际合作，提高知识产权纠纷胜诉率^[11]等建议。田正从经济理论与实证数据两个层面，先后对中美贸易摩擦、日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与双方采取的贸易措施进行了研究分析，对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分析总结，并根据研究结果对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应促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对华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2]。还有人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预估，他们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探讨了进口关税战争，贸易成本战，墨西哥战争，非合作纳什议价贸易战以及合作纳什议价贸易战这五种不同的贸易战场景，并从中发现美国可以根据对中国的单方面制裁措施获得收益，但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措施积极应对中美间的贸易摩擦，美国将会失败。相比于相互贸易战的影响，消极面对将会使中国的损失超过美国。中美贸易战将很可能对中国造成伤害，但不会造成较大损失，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中国可以承受的^[13]。

这些研究普遍都认为中美或日美贸易摩擦，不过是美国为了降低其贸易逆差，遏制贸易对手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手段或工具，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应积极应对，而其他众多文献也都提到了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践的中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并为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提出了相应对策，也对中国在贸易摩擦背景下的经济科技发展提出了建议。

第2章 科技创新视角下日美贸易摩擦分析

2.1 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政府正式确定以“贸易立国”战略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1956年，日本棉纺织品在美国棉纺织品进口市场中占比60％以上，引起了美国贸易保护者的注意，并由公会组织了相关的反倾销运动。

1957 年，日美两国签订《日美棉制品协定》，并在此后的5年内对对美出口棉制品实施出口自主限制。

1962年和1963年，日美两国就纺织品先后签署《日美棉纺织品短期协定》和《日美棉纺织品长期协定》两个协议。

1965年，美日间贸易由顺差逐渐转为逆差，随后美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1971年，美国贸易收支也由顺差转为逆差，其中美日贸易逆差是美赤字总额的1.5倍，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加剧，同年10月份日美两国签署《日美纺织品协定》，限制日本出口的平均增长率。次年，美国要求日本对毛和化纤产品进行自主限制，其中纤维产品是当时日本出口的主要产品。

1977年，在日美钢铁贸易摩擦开始后的第十个年头，在日本钢铁业已经3次自主限制对美出口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钢铁产业发起了反倾销诉讼。同年，日美签署贸易协议，协议中日本自愿对其彩电产品的对美出口进行限制。

1979年，美国通货膨胀问题凸显，美国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了加息的政策，进而导致美元汇率大涨，结果使美国贸易赤字的情况加剧。

1980年至1985年的短短5年时间，美元对日元等其他发达国家货币的总体升幅达到50%左右，美国贸易赤字总额也随着美元的升值从1980年的364亿美元增加到了1985年的1485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其成为了当时美国的主要进口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1980年的124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497亿美元，达到了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33.5%，令美国逆差状况进一步恶化。在此期间，为解决美元虚高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问题，美国政府开始对其主要贸易伙伴施压，日本首当其冲，与美国的汽车贸易摩擦不断发生，最后被迫签署《日美汽车出口自主限制协议》对本国对美汽车出口数量进行限制。

1985年，日本在美国施压下开始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并与美国政府签署了《市场导向型个别领域协议》，允诺取消日本在电信行业的贸易障碍、降低电信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扩大日本对相应行业中美国优势产品的进口，系统性的开放全国市场。同年9月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五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对其他四国货币贬值，该协议在后来直接导致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

1985年至1987年，3年间，在日元对美元快速升值的同时，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2.5%，长期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加上没有有效监管制度的开放性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两厢碰撞使得日本股市和楼市泡沫越滚越大。1986年和1987年，日本先后发表了两份《前川报告》，这两份报告指出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日本经常收支顺差的根源原因，想要减少经常收支盈余，应将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由出口转为内需，前一份报告中还提出了扩大内需、开放市场、推进金融自由化等具体建议^[4]。与此同时，这两年日本政府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为期 10 年的以开放日本市场为主的《双边协议》和《美日半导体贸易协定》，后者使日本开始严格管制对美出口半导体产品的价格。

1988年9月份，日元汇率由1985年8月份即《广场协议》签署前的1美元兑237.1日元上升到了1美元兑134.3日元，升值了近一倍，但日美贸易顺差并未因此降低。同年美国通过了包含“301条款”后又加入“超级301”条款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极大地扩大了美国对日本出口的威胁领域，日美贸易摩擦仍在持续。

1989年，美国提出与日本进行结构性贸易障碍谈判，并指出日本在储蓄与投资模式、流通领域壁垒、排他性商业惯例、土地政策、价格机制这几个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8]，但因为其中涉及的利益方较多，日美谈判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经济过热从而转向采用加息的政策，但由于加息的节奏太快，使得银根急剧收紧最终刺破了日本股市和地产行业的经济泡沫，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1994 年，在美国“超级 301 条款”等贸易制裁手段的威胁和压迫下，日本重新与美国就日本的结构性贸易障碍问题进行了谈判，最后与之签署了《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至此，随着日本经济的低迷以及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日美贸易摩擦逐渐平息。

2.2 原因

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逆差逐渐减小并转为贸易顺差，与此同时，日本工业技术水平与经济也开始快速发展，作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日美贸易间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与崛起的势头引起了美国的注意，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日美两国多次在纺织、钢铁、彩电、汽车、电信等行业的产品贸易领域产生摩擦，在摩擦中美国对日本采取贸易制裁，反倾销诉讼，增加关税和“301调查”等手段，迫使日本在美国的强势下做出让步，与美国签署了一系列包含自愿限制出口和减少对美贸易障碍等条款的有利于美国的行业性生产和对日出口的协议。20世纪80年代，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美国贸易赤字情况越发严重，由日美德法英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美元对日德法英四国货币贬值的协议——《广场协议》，随之产生。当时日本政府对签署《广场协议》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他们希望此举可以降低日美贸易顺差，但日元大幅升值后，美日贸易逆差并未减少，这种出乎日美双方预期的结果使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后来有研究认为，任何通过鼓励美元兑日元贬值来提高美国商品“竞争力”的企图都可能会恶化而不是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14]。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因物美价廉迅速进入美国市场并抢占了美国半导体市场的多半份额，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正式开始。与此同时，随着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降低基本利率，这使日本股市和地产行业的泡沫越来越大，直至80年代末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经济过热从而转向采用加息的政策，但由于货币政策的快速大幅度收紧日本的经济泡沫被刺破，日本经济也随之陷入长期低迷。

在整个摩擦过程中美国不断改变对日本的贸易诉求，从限制其产品的对美出口到开放其国内市场，再到进行结构性改革，还曾试图通过刺激日本内需，大幅增加对美产品的进口来减少日美贸易顺差，这跟两国间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和日本经济实力在短期内大幅度提升有关，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日本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让其在双方的贸易交战中失去了主动性，只能受制于人，在美国的强势下，不断妥协让步。如果说《广场协议》这一“城下之盟”是后来日本经济危局的起因，那么后期在应对本币升值的措施方面，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在对市场监管仍不充分的情况下长期实施超低利率的政策，后期的决策又接连失误，以及发生摩擦时对美国的接连妥协，就都成了日本经济“沦陷”的催化剂，多厢反应下才使日本陷入经济危局，又因日本经济低迷后的部分政策和市场环境不利于竞争和创新，致使没有强劲的驱动力推动技术进步，使其无法尽快的从危局中爬出，最终导致了日本那“失去的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