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全世界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能源消耗量的逐年上升，人类正在面临着来自于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能源枯竭双重危机。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各个国家之间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在公共交通领域，染排放的居高不下情况仍然存在。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源和人口不断的向各大城市聚集，其随着带来的是城市人口的膨胀、交通拥堵的城市疾病，由此各地的城市管理者在不断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但其不可避免的加剧了城市私家车拥有量，截止2018年底，我国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达1.87亿辆，每百户家庭私家车拥有量已超过40辆。从城市情况看，全国有61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26个城市超200万辆，8个城市超300万辆，如此庞大的私家车保有数额，让城市污染治理难度以及城市拥堵情况加剧。在此背景下，不断有学者指出合理利用城市有限交通空间，优化出行方式，鼓励出行者绿色出行才是解决城市交通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的关键。

作为我国碳排放控制的重点领域，道路交通的碳排放现状及改善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大量关注^[1]。“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城市交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2]。在“公交优先”的战略背景下，我国各大城市正在建设以轨道交通为主，常规公交为辅的综合交通体系。相比于私家车，公共交通有着运量大、安全、道路资源占用较少、能耗低的明显优势。伴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和应用，智慧交通、共享交通等新兴概念以及新兴产品不断涌入到交通市场，城市出行者的出行方式更加的丰富多样^[3]。传统公共交通与新兴共享交通融合，推动了以绿色出行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进一步增加了绿色出行对公众的吸引力。

出行方式选择的本质其实就是出行者的决策和行为方式，鼓励出行者绿色出行就需要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出行者的个人禀赋，包括感知、偏好、收入水平等均会在此微观环境中有所体现。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一贯以“完全理性人”的假设为前提，通过严密的数学逻辑来构建理论体系。然而在现实中的人们往往受到自身认知的限制，而且存在一定的偏好，成为完全理性人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做出判断^[4]。考虑到社交网络的复杂性，个体的出行交通方式的选择也受制于所处的社交网络结构。通过研究真实社交网络下，有限理性个体在出行交通方式选择过程中的差异，对促进城市绿色出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1.2 目的及意义

出行者对于交通方式的选择行为是个体行为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不同出方式的选择会直接对城市交通体系的构成和运营产生极大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全面加速，国内大城市的交通状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提高道路交通运营效率、解决由于交通出行选择而引发的一系列交通问题，进一步促进绿色城市发展，需要定量的研究出行者的交通选择行为，综合把握和剖析其规律，为城市交通部门制定合理的交通政策措施、调整交通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选择绿色交通作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的出行方式，属于环境行为的一种，目前关于环境行为的国内外研究相对较丰富。关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运用干预研究、实地调查、计量分析等方法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国外针对此类研究进行的比较早，Triandis（1977）提出的人际行为理论^[6]指出，外部情境变量显著影响环境行为的发生，且在意向和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Pross（2008）认为，内部和外部因素是影响出行者出行方式选择的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包括年龄、家庭拥有交通工具情况、出行距离、时耗、费用等，外部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等^[5]。现有研究涉及到的情境变量主要包括社会规范、政令法规、基础条件、物质诱因、行为代价等外界条件。

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国情将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融合到对出行行为的研究中进而扩展了研究范围。黄树森（2008）等和许芳（2001）等通过对绿色出行行为的研究同样发现，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为出行者绿色出行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7, 8]}。刘炳恩（2008）等通过非集计离散选择模型的基本理论与建模的方法发现出行者的习惯、爱好、收入水平高等难以测定的因素同样对其选择交通工具产生影响^[9]。

1973 年，英国科学家 Maynard 和 Price（1974）将博弈论的基本理论融入对生物进化现象的研究当中，提出了演化博弈理论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16]。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进一步尝试基于实验数据验证演化模型假设的合理性，最具代表性的是 Cheung 和 Friedma（1998）的研究，他们基于演化模型和加权虚拟行动模型分别拟合了鹰鸽(博弈和买方卖方博弈的实验数据，结果表明，尽管用演化模型拟合的群体选择频数的平均绝对偏差偏大，但演化博弈理论确实可以较好地解释上述博弈中的群体选择行为^[17]。在交通出行方面，演化博弈论也逐渐在应用到其中。关宏志（2010）等基于出行者掌握信息不完全及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模型，对出行者交通选择行为进行建模分析^[18]。程苑（2015）对共享汽车与私家车进行比较，运用演化博弈理论，讨论两种不同模式演化过程，给汽车共享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王桂鹏（2018）将出行者定义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利用演化博弈的观点分析了出行者在相互影响下不同公共交通方式的分担比例^[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