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西方学者就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方面的研究较少，但是从公共物品供给角度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萨拉蒙的《全球公民社会#8212;#8212;非营利部门视界》，主要分析了22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的结构，范围，筹资和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所起的独特作用，还有萨拉蒙的《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主要介绍了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兴起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对待和估量第三部门的发展。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非营利组织运动波及到我国以来，国内学者对非营利组织在不同角度的研究文献很多，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都比较高，国内学者就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这一领域，主要还是在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及原因把握大的前提下，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多元主体之一被论及到。

李彬在《乡镇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分析》中提到”非营利组织的草根性具有减少市场的负面影响，超越国家机构的官僚作风，增进人际和谐的功能。其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更强的弹性和适应性，使其能够去做政府不能去做的事，对社会基层迅速做出反应，进而获取更高的效率，另外，也有助于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滕世华从非营利组织的成立宗旨，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三方面深入分析，提出了非营利组织在供给公共物品中是促进公平与效率二者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及能灵活的满足不同层次公共物品需求两个观点。

丁元竹在《非营利部门：公共服务主要提供者》文章中通过数据显示，多数接受非营利组织服务的对象，在实际需要得到满足外，其精神层次满意度也非常高。王习明《农村老年协会与和谐社会#8212;#8212;从NGO视角看鄂中四个村庄的老年协会》著作中，通过实际调研，提出农村老年协会在农村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包括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等等。据有关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参与额扶贫项目往往是政府所达不到或顾不了的偏远山区，瞄准的是最穷的贫困人口，尽管当地的社会发育程度低，群众执行项目的能力差，但由于非营利组织完善的管理机制，项目成功率和资金回收率都很高。

张红在《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瓶颈：现状，成因及对策》中提出，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资源匮乏的根本原因，城乡分割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资源匮乏的直接原因。要突破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瓶颈就必须改革财政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加大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的投入力度，创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组织农民通过社会合作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曾莉和李民政在《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与政府行为选择》提到”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提供农村公共物品需依赖于农村的非营利组织形式，其主要包括农业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村社区自治组织”。

政府在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农村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者，但是随着近代西方政治和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及在我国的普及，我们意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受到很多的限制，如财政，运行机制等等。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非营利组织相关理论引入到中国，其性质，功能和在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立即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吹捧，寻求引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中，政府角色定位方面，学者主要是结合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现状以及我国存在的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政策法规，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及政策建议，如曾莉和李民政在其论文中就政策制定，经济支持，道德宣传和加强监督四个纬度阐述了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中政府的行为选择。我国目前的非营利组织日常运行的最大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支出，因此要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最大效用，必要的经济支撑是不可缺乏的。同时要放松非营利组织的准入机制，提供非营利组织政策上的优惠，而且也离不开社会舆论的引导。因此，政府应该极力宣传社会道德，社会价值观念，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以保证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发展后劲，为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际运作中开拓广阔源泉。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对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优势，可能性方式，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但是国内对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研究还是很少。换句话说，由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单一是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遭遇到的困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非营利组织作为可能性主体之一被关注。另外很多学者在自己的研究文献中论述到，非营利组织在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中具有很多方面的优势，但是都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证。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所具备政府和营利性组织所不具备的组织优势，让其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大有作为，但是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表面，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实现供给中仍存在众多问题，优势地位没有充分显现。因此如何实现其角色的完善成为我们深入探索的重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