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推行《存款保险条例》，迈入运用保险合约保护公众存款的实践阶段。在这一背景下，详细探讨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产生根源，借此提出防范道德风险的对策建议，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存款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能较好地保护人民的存款利益的同时，道德风险问题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存款保险制度其内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也成为各国研究讨论的重点。理论上存款保险结合了银行和保险业务的双重特殊性，其道德风险是内生的，影响力也是更为复杂的，存款保险本身就是在稳定与道德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可以说，道德风险是存款保险本身固有而且不能根除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问题而否定存款保险制度，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防范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只要我们采取一定的有效的措施，完全可以防范、降低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保障存款保险作用的有效发挥。我们应正视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这一问题，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积极探索以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完善的制度环境来防范道德风险，

这不仅有利于维持金融体系健康、持续的发展，而且会增强公众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信心，维护社会的稳定。

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我国是否应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内学者从道德风险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且对于如何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支持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其中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焦点放在讨论研究我国建立存款保险的具体细节问题和外在的市场制度因素的调节；还有一类是将焦点放在了介绍国外其他国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经验上来，从中探寻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第一类别的学者主要有：戴晓凤、尹伯成（2001）在文中首先分析了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道德风险产生的条件和原因，然后通过构建银行风险资产选择的模型指出，存款保险制度诱发了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的道德风险，最后提出了提高银行资产自由化、建立可变的存款保险制度等措施来防范道德风险。陆桂娟（2006）提出了如何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即通过部分保险、差别费率、银行破产处理政策等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控制道德风险。苏宁（2007）指出可以通过实行限额保险、强制投保、实行差别费率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来降低道德风险。赵宝国（2010）指出法律条文中应明确规定存款保险制度目标、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定、存款保险范围、保险基金的筹资安排方式、费率的定价机制、赔偿处理方式等。孙亚南（2015）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形成机制和循环机制,进而从不同参与主体角度提出降低其道德风险的防范措施。具体的防范措施主要有以强制保险原则取代政府的"软保险",对投保银行进行独立的综合风险等级评估,实施限额理赔和差别保险费率原则,存款人和投保银行风险共担等。代芳芳、熊晓炼（2018）提出信息披露力度的增大可有效降低银行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在发挥金融安全网作用的同时,亦可诱发资产业务道德风险;充分的信息披露可降低存款保险制度所引致的负债业务道德风险;能否降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资产业务道德风险,关键在于银行信息披露力度及相应的制度和市场环境。

第二类别的学者主要有：刘仁伍（2007）通过统计聚类的方法筛选出与我国具有高度相似的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通过对这些国家的重点研究，探讨了他们的存款保险制度经验，对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姚志勇、夏凡（2012）通过吸取德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典型经验,分析建立激励相容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金融安全网成员协调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设计了成本最小化的激励相容存款保险合约。鲍奕旻（2016）研究美国存款保险制度费率变迁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同时加以实证分析,来确定存款保险制度中风险差异的定价制度对于银行风险经营的影响，并强调我国在今后的金融业发展中,应当从差别费率制度对道德风险作用的途径入手,加快对制度发挥效用途径的建设,保证在差别费率制度实施后,外部环境和银行的自身条件可以有效的支撑差别费率制度发挥其功能。

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存款保险制度本身一些缺陷有可能导致或者将加重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理论界对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如何防范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