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1.前言

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诗人，受到法兰兹·鲍亚士的影响，同爱德华·萨皮尔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与《菊与刀》最为著名。本尼迪克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民族心理学派。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

鲁思·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即《菊与刀》。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种种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对文化研究深有意义。

2.研究背景

2.1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主要涉及文化心理研究、文化模式研究及国民性即民族心理特征研究等。例如贝福德·欧文的一系列研究《中国文化中的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道德与自我认知角度下的跨文化机制》《耻感、罪感与宗教》等致力于研究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形成原因与当代的现实运用。另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在《菊与刀》问世后批评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有失偏颇，如川岛武宜在《评价与批评》中认为：《菊与刀》的分析欠缺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了同质性的人群，忽略了阶层以及职业上的差异。和辻哲郎在《对科学价值的质疑》中认为：《菊与刀》根本不具有学术价值。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军方的想法误解为全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区分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和普通日本人的观念。柳田国男在《普通人的人生观》中认为：日本人更加常用“罪”这个字，“耻的文化”本来只限用于武士阶级，“义理”也不是日本首尾一贯的文化模式。津田左右吉在《〈菊与刀〉的国度———外国人的日本观》中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缺点是毫无批判地使用资料，把各个时期的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混为一谈。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时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阶段后，日本学者经历了60－70年代时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80－90年代时对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及近十年来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阶段，从中便能看到日本学者的文化心理历程。另外研究者们结合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从耻感罪感文化角度来寻求解决力量。例如尼玛·特里维迪·贝特曼在他的博士论文《同情，耻感及罪感在暴力行为中的角色》中，结合社会的暴力现象，探寻耻感罪感对抑制暴力行为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抑制社会暴力。又如王晓和林琳的研究《中国罪感与道德评判如何影响其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看法的》等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深入地剖析耻感与罪感的文化力量，从而达到引导公众更积极有效地面对现实世界，改善自身行为的积极效果。

2.2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与蔓延，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增强，国人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的关注与研究也在加强。我国对本尼迪特克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菊与刀》出版后，这一时期基本是处于对本尼迪克特的作品中的日本文化解读研究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联系中国实际分析自身儒学渊源下的耻感文化，以及与西方罪感文化的对比，从形成原因，造成影响及约束机制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挖掘这两种文化模式的社会意义。研究著作包括柳士同《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张莉的《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刍议》，研究两种文化模式的异同，周建华的《儒家耻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研究中国耻感文化唤起的积极作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