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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与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中国，集体林占据整个林地面积60%左右（国家林业局, 2017），其在调节气候变化，繁荣生态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中国集体林区面临着滥砍滥伐、农户营林管护积极普遍不高，森林资源无法得以持续保护的困境。据中国第三次（1984-1988）至第六次（1999-2003）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集体林区森林采伐年均消耗量远超过国家设定的限额量，其中1985年森林消耗量高达当年限额采伐量的2.6倍（刘璨等, 2013 ），而集体林生产力水平却不足全国生产力水平的50%（国家林业局, 2003 ）。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产权不明晰与频繁调整所导致的（liu et al., 2019；yin et al., 2013）。为此，中国于2003年开始实施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等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进行多次深化调整，以期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增长（yin et al., 2013；liu et al., 2017；xu and hyde, 2018；孔凡斌, 2008）。集体林权改革后，中国集体林地面积、有林地面积与活立木蓄积量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如图1）。截至2013年底，集体林地面积、有林地面积与活立木蓄积量较2003年底分别上升9.67%、18.57%与44.69%，达到18 629.92、11 740.07万公顷与62.97亿立方米（国家林业局, 2014 ）。因此，众多政府官员将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的增长归功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且学界对农户微观行为的研究也一定程度支持了上述观点（qin and xu, 2013；xie et al., 2013；yi et al., 2014）。

然而，据大样本调研数据统计发现，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后（2003-2014）仍有69.41%的农户未实施造林管护（刘璨等, 2018），与此同时，多数研究却证实政府推动的重点工程造林项目是中国90年代以后森林资源持续增长的核心因素（rozelleet al., 2003；刘璨和吕金芝, 2010）。更为关键的是，集体林权改革后耕地占用林地等破坏森林资源的现象依旧大量存在（li et al., 2007；rodrguez and prez, 2013；via et al., 2016；鲁亚楠和姚顺波, 2018）。据欧阳贝思等（2013）测算，2005年到2010年，南方集体林区林地转耕地面积达到28.4959万公顷，占林地转出比例的79.2%。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对土地的投资会提高农地收益而对林地收益影响甚微，因此，在产权“抵押效应”作用下（besley, 1995；brasslle et al., 2002；abdulai et al., 2011），赋予农户完整且稳定的土地产权能显著提高农业较之于林业的相对收益（liscow, 2013；robinson et al., 2014），森林经营者倾向于毁林开荒投资农业（liscow, 2013），森林资源反而遭受破坏（angelsen, 2007；liscow,2013）。由此可见，稳定的森林产权虽可提高林地价值，但其相对收益低仍是阻碍森林经营者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因素（危结根等, 2005；刘璨等, 2015）。基于此，在中国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仍遭破坏，且政府积极推行工程造林而农户自主造林管护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真能保障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永续增长？即使能，集体林权改革的森林资源保护效应的持续性又如何？事实上，现有研究多以农户造林管护（yi et al., 2014；qin and xu, 2013；刘珉, 2011）、森林采伐（孙妍和徐晋涛, 2011；张英和宋维明, 2012；何文剑等, 2014）等微观行为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森林资源增量或减量角度探究集体林权改革的森林资源保护效应，这为上述议题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但对农户层面森林经营行为的分析难以揭示出集体林权改革对森林资源整体状况的实际效应，也因截面数据限制而使得多数研究无法反映集体林权改革的动态效果。

更值得关注的是，至2003年集体林权改革实施以来，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重要的变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就业方向转移（cai, 2018；蔡昉, 2017；孔凡斌等, 2018）。截至2017年底，农村非农转移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00多万上升到28 652万，增加近35倍（张广胜, 2018）。与此同时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在非农就业集中发生的地区，农户薪柴消费、造林管护等营林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wang et al., 2012；zhu et al., 2019），譬如重庆地区2003-2011年人均薪柴消费量和薪柴消费比例减少了345.31kgce和3.46%（何威风等, 2016），江西省户均造林管护投入资金由14547.66元降至6288.66元（廖文梅等, 2015），而这些劳动力迁出数量最多的省份恰为我国森林资源密集且增速较快的省份（李凌超等, 2018）。因此，有理由怀疑非农就业在林区大范围出现可能会进一步影响集体林权改革保护森林资源效应。事实上，上述疑问是有理论支撑的。产权理论证实，稳定且完备的产权能有效规避土地被收回，激励高教育水平农户开展异地非农就业活动（xu et al., 2013），更可促进当地林业产业发展（孔凡斌和杜丽, 2009；xu et al., 2018），为低教育水平农户提供本地非农就业活动的机会（xu et al., 2013），可见，集体林权改革能对非农就业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森林转型”理论对非农就业与森林资源的关系也展开研究。非农就业强度的增加一方面虽可减轻林地的人口压力（mather et al., 1999；hecht et al., 2006；李凌超等, 2018），森林资源可以得到保护（arnold et al., 2006；wang et al., 2012），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非农转移往往导致营林投资不足（xie et al., 2014；zhu et al., 2019），又可能会制约森林资源持续增长（廖文梅等, 2015）。由此可见，集体林权改革会通过非农就业对森林资源保护施加一个不确定的间接影响。因此，在分析集体林权改革的森林资源保护效应时，有必要进一步考察非农就业可能对其造成的间接效应。然而，该间接效应是被现有研究忽略的重要问题。

2. 研究的基本内容

以研究目标为导向，本研究围绕以下四个内容展开。其中研究内容一为统领本研究的理论机制，其不仅可大体揭示出本文的逻辑思路，更为研究内容二、三的定量分析提供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说；研究内容二则定量检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森林资源保护”的直接效应；研究内容三则在研究内容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非农就业—森林资源保护”的间接效应；研究内容一、二、三共同构成研究内容四“政策建议”的分析前提。

3.2.1研究内容一：非农就业视角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影响森林资源的理论分析

3. 实施方案、进度安排及预期效果

4.1针对研究内容一：非农就业视角下产权保护森林资源的理论分析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拟利用逻辑推演初步确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森林资源”直接效应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非农就业—森林资源”间接效应的理论机制。具体来说，完整且稳定的产权提高林地未来砍伐收益和流转收益的现值，因此，缩短砍伐周期、大面积砍伐森林成为森林经营者的理性决策，由此对森林资源产生“保护效应”。另一方面，抵押土地产权获得的资金会刺激森林经营者进行土地投资，但由于对农业的投资所获得收益高于林业，因此，森林经营者会毁林开荒种植农业，由此对森林资源产生“投资效应”。非农就业视角下，完整且稳定的土地产权降低农户的失地风险，此“保障效应”会促进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但是，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一方面会产生“收入效应”，即农户收入的增加减少其获得砍伐森林收益的需求，保护森林资源；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劳动力的投入不足导致林地撂荒，制约森林资源的持续增长。

4. 参考文献

abdulai,a., owusu, v., goetz, r., 2011. land tenure differences and investment inl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1),66-78.

abman, r., 2018.rule of law and avoided deforestation from protected areas. ecologicaleconomics, 146, 282-289.

albers, h.j., rozelle, s. d., guo, l., 1998. chinas forests under economic reform:timber suppli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ural resource access. contemporaryeconomic policy, 16(1), 2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