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研究目的与意义

随着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价值链片段化趋势日益增强，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组织方式。这种全球背景下的市场一体化，生产区域化片段化的贸易模式改变了原有国际贸易的性质、贸易流向和利益分配格局，这就形成了新的经济全球现象，被称之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以下简称GVC）。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汽车行业已经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都可以看到当地汽车发展对本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但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本国经济发展拉动作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随着全球性的产业转移，中国将在世界汽车产业中发挥重大作用，将成为跨国汽车企业重要的零部件采购基地，零部件出口将进一步扩大；另外，随着中国汽车整车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出口渠道的多元化，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出口将大幅增长，整车出口将成为自主品牌企业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和全球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国汽车产业开始逐步以不同的方式嵌入GVC中，形成了以跨国汽车企业为主导的全球范围内的汽车产业链的重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对于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产业都是一次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但我国汽车企业在在整个汽车产业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环节，在以"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GVC分工模式下，需要协调的生产和交易环节更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的控制变得更加重要，如果交易成本过高、交易风险难以控制，会增加企业跨国经营成本和风险，从而阻碍GVC分工的进展。因此提升制度质量，控制交易成本可能是我国汽车产业融入GVC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可能成为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来源,尤其是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对制度质量的要求更为"敏感"。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有关制度质量对一国（地区）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将制度因素作为一种比较优势，研究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一国（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增长；第二类，重点从微观企业层面剖析制度与企业内贸易的关系。

现有研究多从比较优势角度论证制度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Anderson et al.（2002）最早分析了制度质量对一国（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性；Berkowitz et al. （2006）则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制度质量对复杂产品贸易量的影响；Levchenko （2007） 通过将制度差异性引入不完全合约理论分析框架，扩展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是一国（地区） 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一国（地区） 制度质量越低，其履约情况越差，资产专用性造成的扭曲程度也越高；Roelfsema et al.（2011） 实证研究了76个发展中国家，认为良好的制度质量能促进中低收入水平国家承接外包，其承接外包数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契约执行情况等制度因素显著正相关。相反，制度质量却并不是决定高收入和低收入水平国家承接外包的主要因素。

关于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Corcos et al. （2009）在分析法国制造业跨国公司企业内贸易现象的决定因素时发现，企业内贸易规模与东道国和母国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类似地，Bernardet al. （2010）基于美国“企业交易链接数据库”开展的实证同样表明，企业执行以及政府管制等制度质量是影响公司内贸易的重要因素。Yeaple （2006） 以及Defever et al. （2007） 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上述基本一致的结论。

国内也有少量零星的文献对制度质量和国际贸易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朱希伟等（2005） 在研究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时指出，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难以用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解释，中国国内市场分割这种外在扭曲制度是促成中国企业大量出口的重要原因。金祥荣等（2008） 利用中国省际层面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法律和产权保护制度对省际间出口差异具有显著影响。张杰等（2010a,2010b） 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本土企业的出口行为的确受到了市场分割的激励，而且在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省份和地区，创新能力越低、生产效率越低以及资本密集度越高的本土企业就越偏向于出口，在制度越是完善的省份, 越是制度依赖型的行业越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