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从国家面貌到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

然而，在经济增长取得巨大的成功的同时，收入不平等，房价、教育、医疗、就业、环境恶化也一再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从政府到普通百姓，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经济增长转到自身的福祉。GDP崇拜逐渐淡去，更多的政府官员开始从社会的幸福程度来衡量政府的工作成绩，普通居民开始从自身的幸福感来评价政府和社会是否进步。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追求幸福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幸福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追求幸福。经济学一般使用个人层面的效用函数来表示人的幸福程度，而效用函数取决于消费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在此前提下，收入水平或物质福利的总体增长自然带来幸福感的增加，经济增长或收入增长因此一直被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在此理论的影响下，世界各国政府都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视，而对经济增长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少有质疑。

随着经济步人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这一重要引擎陷入了停滞状态，其数量上的持续增加并没有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速。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引发的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收入差距扩大等也日益凸显，使得国民在享受经济增长福利的同时也蒙受了一系列福利损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资本与技术综合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居民福利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深人的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围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其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数学者实证结果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如吴国新、李竹宁和陈红进(2001)，沈坤荣(2005)等；关于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数学者实证结果为对外贸易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如林毅夫、李永军(2003)，杨斐、赵景峰和王凯(2007)，马慧敏(2008)等。此外，这其中有的学者认为进口比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小，或是进口对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明显。对三者同时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得出的结论与上述也都差不多。二是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关于FDI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多数学者实证结果为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如魏后凯(2002)，方慧、刘宏杰(2005)，沈毅俊、潘申彪(2007)等；关于对外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多数学者实证结果为对外贸易是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如赵晓霞(2005)，戴枫(2005)，王少瑾(2007)等。此外，“居民幸福感研究”课题组（2014）指出，幸福感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诸如年龄、性别等自身因素，通货膨胀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及人文环境、体制环境等环境因素。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就业及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福利影响，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有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多种渠道改善了东道国的国民福利：经济增长效应方面，Wangle（2003）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弥补了东道国资金缺口，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就业效应研究方面，Olney(2013)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从直接和间接作用渠道为东道国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降低了东道国失业率；环境效应方面，“污染光环”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将先进和清洁的生产技术传播给东道国，提升了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水平(Eskeland and Harrison，2003)。另一方面 ，有学者针对相 同的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福利水平产生了一系列诸如污染环境(Chung，2012)、扩大收人差距 (Xing and Zhang，2004)，侵害劳工权益 (邵敏、包群，2013) 等多方面的福利损失 。

从上述文献综述可知：1．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很可能促进了经济增长，增加了经济福利。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主要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填补了技术空白，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研究经费；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了人力资本及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就对外贸易而言，主要是指对外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扩大了市场、促进了生产分工，以及带动了投资。2．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很可能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降低了经济福利。这主要是指FDI的流入和对外贸易一方面提高了对熟练工人和高技术工人的需求，竞争使其工资水平提高，另一方面使收入从非出口部门转向出口部门，非熟练工人和低技术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并且外资的流入在地区分布之间极不均衡，扩大了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