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发展非营利性组织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非营利组织开始引起了公共管理学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非营利组织在全球范围门内的勃兴，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市场一样，成为构成现代健康、完整社会的重要元素。尽管近年来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相对比较缓慢，尤其是内部管理的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公民社会更是刚刚起步，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这许多困境与障碍。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非营利组织概述的研究

王冠、赵颖两位学者在《非营利组织的再定义》一文中认为：非营利组织是指以社会公益或者互益为使命，社会主体自愿参与，通过开展非营利性活动，以达成组织目标的自治性组织机构。这样的概念界定涵盖了非营利组织的组织性、自治性、自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以及非营利的目的，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本质特征以及与其它组织的差异区别。侯公林在《整合利用社会资源推进非营利性组织建设》一文中对非营利性组织进行了如下定义：非营利组织是指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和固定的成员，具有领导结构的、超越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而独立运作, 发挥特定社会功能,不以营利为目的, 关注特定或普通公众、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 也有人将其称为”第三部门”。它们一般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特征。谢菊在《非营利组织酌制度建设探析》一文中指出；非营利组织应包括：最高管理机构的决策制度、执行机构的工作制度与程序、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规范三重制度框架。

二、在我国国情下，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殊意义研究

赵黎青在《非营利组织的独特优势》一文中指出：非营利组织所凭借的社会机制就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与市场虽然各有其必要性和优势，但又各有其缺陷，存在着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而非营利组织具有使命优先、非营利取向的独特性质，这一特质使它们可以同政府和企业并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它们有较大的创新空间，能够促进创新与多样性，并容忍新思想，同时关注小的、百姓日常生活的需求，较少官僚体制的惰性，对新的社会需求反应较快，较灵活、较有效。罗公利、牟宗荣、张立海三位学者在《非营利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到：非营利组织不仅提供公共服务，而且能够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能够凝聚社会资本，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为满足社会成员多样性、多层次的愿望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多种途径，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充当了”缓冲器、过渡器、调节器”的角色，且它们参与公共道德建设，倡导社会文明。外国学者Stephen J. Nelson在《向非营利组织学到什么？》一文中指出：营利机构正在重新评价非营利组织，将其看作解决管理问题的智慧源泉。同时他引用了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教授詹姆斯#183;奥斯汀（JamesAustin）关于非营利组织是”具有复杂管理体系的机构，企业可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的观点。

三、关于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制度建设重要性的研究

贾西津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在非营利组织作为公共治理结构的一部分越发受到广泛重视的情况下，各部门需要大力扶持、发展、培育，也更需要澄清认识, 规范管理, 建立配套可行的法律政策体制和监督机制，使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样它们才能真正承接政府职能转换转移出的功能，完成治理结构的变革。侯春飞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境及其现实选择》一文中指出：我国在20 世纪80 年代之后,民间社会团体开始大量涌现,并相应的逐步出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国由于受到历史传统、政治和法律环境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建设,尤其是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和社会交代机制在实质上处于缺位的状态,成为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良性发展的”核心困境”。在此背景下,应该如何规范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如何实现非营利组织由传统道德驱动的自律向以制度为保障的内外部监督机制的转换,就构成了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面临的一项中心课题。

四、关于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制度困境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