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听证会制度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政府或者立法机关在重大决策之前，或重大决策实施之后，通过这项制度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有助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广纳善言，科学决策。具体来说，凡是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决策者必须在最后裁决中给予回应，否则公众对决策的结果将产生不信任情绪，对于听证会的公信力将产生疑问。因此，对于听证会公信力的研究就有着十分迫切的需要。对我国听证会公信力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我国听证会公信力的现状，发现我国听证会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并找出提升听证会公信力的方法，增强公众对听证会结果的信任和支持，以此保证听证会参与度，提高公众参与热情。并且能够更广泛的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公共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更加民主化，透明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外研究方面，没有专门的听证会公信力研究。西方国家的听证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决策制度、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已经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运作较为规范，加上听证会在西方社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所以西方学者关注更多的是有关听证活动涉及的具体政策，及行政决策听证中涉及的各方利益的博弈等问题。例如， Richard Burt就为美国国防政策的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Congressional Hearings on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1947~1971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4) 研究行政决策听证活动中的策略与技巧问题也是西方学者的关注点。Master Jean介绍了听证把戏，听证种类外，重点阐述了有关利益主体如何影响听证决策的问题，如听证的组织准备，听证技术与战略，听证沟通技术等（Public Hearings Procedures and Strategie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1986）。

在公信力的研究方面，西方关于政府公信力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 18世纪的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鸡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法的精神理论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等。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兴起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公信力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公信力的提出，是政府在公共活动中依据自身道德状况所表现出来的与社会公众建立自愿的稳定的信任关系的能力，就是指公众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是社会组织、公众对政府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研究较为全面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183;奈(Joseph Nye)于1997年发表的题为《为什么人民不信任政府》（Why people don#8217;t trust government）的文章，他从政府与公众两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例外还有许多学者关于提升政府管理绩效、公共服务质量，关于政府分权、公民参与、强调政府与公民沟通，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

国内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深圳率先尝试在公共价格决策领域引入类似听证的咨询环节及程序。1996年，我国在全国层面陆续对行政处罚、价格调整、立法决策等领域的公共决策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相继正式引入听证程序。199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将听证会引入行政处罚。1997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将听证引入价格决策。2000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又将听证引入立法。不仅如此，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开始引入听证制度。自此，听证制度已经在全国立法、行政与司法等各主要系统开始实施。国内学者开始对听证会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国内学者对于听证会公信力的研究甚少，对公信力的研究几乎全部其中在政府公信力方面。对听证会的研究大多从听证会的制度和听证会作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对于听证会的制度研究，章剑生教授中对听证从法学角度做了较全面的论述。在他看来，听证本质一种”以权利制约行政权”的制度性平台，是现代行政听证程序的核心。对于行政听证的内容，他认为应当包括出示行政的依据、平等地辩论、行政机关附随充分理由。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和透明的行政听证过程，各方达成合意，从而行政听证作为协商而得以实现。此外，章剑生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基本架构和程序，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并对行政听证按照行政立法听证、行政处罚听证、行政许可听证和政府价格听证进行了分类论述(章剑生著《行政听证制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杨海坤对行政听证制度的由来和法理基础进行了梳理，对于行政听证的性质、内容和特点做了阐释，并对各国的行政听证进行了分类(杨海坤著《关于行政听证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版）。彭宗超、薛澜除了关注制度和程序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把听证之外的一些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该书的作者们指出，影响价格听证模式的总体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在听证制度的初创、发展和突破阶段，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不一样)、组织者的思想观念到位与否、制度的规范化程度、公民的民主意识水平。(彭宗超等著《听证制度一一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对于听证会作用的研究，李春燕对行政听证的价值、行政听证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公共行政听证的目标定位和适用范围、公共听证的基本制度以及配套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李春燕著《中国公共听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刘勉义在对价格听证会的研究中指出，价格听证实践扩大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有效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了整个决策的民主和公开、公正，减少了暗箱操作可能引起的腐败或不正当获利行为；同时，加强了消费者与决策及经营者的双向沟通，增进了相互信任和合作(刘勉义著《我国听证程序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基于以上研究，本课题先从理论角度探索听证会公信力的内涵及作用，通过分析我国听证会公信力的现状，包括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如听证会主体不明确，听证程序不合理等。借鉴国外经验，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如合理定位听证主体职能；加快改革听证程序等。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够使听证会更加准确的反映民意，提高听证会的公信力，确保听证的决策更加有效。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公民对于听证会不信任，使得我国听证会的公信力严重不足，听证会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制度大环境的不断改善，行政人员观念的转变及素质的提高，我国听证会的公信力将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