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要求,要”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当前,我国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滴滴出行、余额宝、微信支付、百度外卖、大众点评、春雨医生等已经逐渐走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给我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更新颖的互联网 经济模式也在酝酿之中、呼之欲出。但是,我国针对互联网 经济的政府监管,存在诸多不适应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内容,制约了互联网经济进一步发展。

一、互联网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概述

互联网经济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基础上依赖互联网络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现象。网络不仅是经济信息的集结地和散发地，更是许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地。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正在撬动政府监管的旧体制、旧习惯、旧思路。而互联网经济犹如另一根更大的杠杆，将要整体上改变以往政府监管的现实世界环境。风起云涌、变化迅猛的互联网经济，犹如”互联网 ”这个词所寓示的那样，有着无限丰富的前景，而法治政府建构背景下的政府监管必须应对各种新的任务和挑战。

关于互联网经济中的政府监管改革，沈岿在他的论文《互联网经济的政府监管原则和方式创新》指出互联网经济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活力，相应地，政府监管也需要多动动脑筋。面对一种正在与其他生活系统发生”化学反应”的互联网及其带来的互联网经济，本身正在适应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而改革自我的政府监管体制，也需要有相应的、针对性的变革。就政府监管原则而言，应该考虑三个重要方面:适度监管原则、公共治理原则、信息效用最大化原则。王勇在《网络经济的政府监管问题研究#8212;#8212;以长三角地区政府电子商务监管为案例的探讨》中分析了网络经济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在推进网络监管中的作用，他提出强化立法、明确行政管理部门职责、强化行政指导与监督检查、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团体的指导作用、提升行业自律和消费者鉴别能力、搭建社会监督 和协调合作平台等建议。

二、网络约租车行业中的政府监管概述

网络约租车, 又称”专车”，是指互联网技术与出行服务深度融合，以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构建信息平台，接入符合平台条件的车辆信息和驾驶员信息，通过对出行动态供需信息进行精准匹配，提供出行服务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网络约租车发展已经形成较大的规模,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借助互联网约租车出行,曾经长期存在的”打车难”、”出行难”等问题也得到极大缓解,网络约租车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 新兴产业的一个杰出代表。尽管如此,由于我国传统出租车行业监管滞后,网络约租车行业进一步发展面临极大瓶颈。

网络约租车行业与当前滞后的政府监管存在诸多矛盾，张效羽在《通过政府监管改革为互联网经济拓展空间#8212;#8212;以网络约车监管为例》中指出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传统政府监管的地域分割性与网络经济跨地域性相悖、传统政府监管的行业分割性与互联网经济跨界融合性相悖传统政府监管的资源有限性与互联网经济大众参与性相悖、传统政府监管产业保护性与互联网经济产业颠覆性相悖这几个方面。

侯景雷在《网络约租车阵痛中前行》中指出，当前网络约租车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网络约租车的合法化。网络约租车从出现到繁荣，一直伴随着群众的喜爱、管理部门的”暧昧”和传统出行企业的抵制。而关于政府监管改革以何种速度推进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滴滴打车以及其他类似服务产品凭借移动互联网技术和资本力量的”强强联合”，正在促使这个困境中的行业发生微妙变化。一是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应用，促进了乘客与空驶车辆的实时对接，有效缓解了”打车难”问题，提高了车辆的集约化使用程度；二是通过”收取20%-30%出行服务费 错峰定价 绩效补贴 弹性工作时间 差评淘汰机制”的运营模式创新，不仅为从业者提供了新选择，也给政府解决多年来困扰传统出租汽车行业的运营行为监管和诚信等问题提供了思路。因此，对于政府监管而言，一方面滴滴打车将大量私家车接入平台，与现行监管体系、法规要求等存在冲突，确须介入；另一方面，这种全新的业态对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环境污染，促进出租车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和差异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与政府管理目标相一致，确应鼓励。

张效羽在《通过政府监管改革为互联网经济拓展空间#8212;#8212;以网络约车监管为例》中建议，网络约租车的监管应当赋予地方在网络经济监管方面更大自主权、最严格控制针对新兴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坚守监管谦抑性原则、坚守监管谦抑性原则。谢雪玲在《网络约租车遇政策红灯 支持者：请放行》中也提出对于网络约租车，政府应当更多地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同时尽快推进网络约租车合法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