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再加上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畅、体制存在缺陷，由此各类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涉及领域广泛、数量增多、规模明显扩大、矛盾日趋激化，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而对简单偶然的社会事件为何会”演化”为带来严重社会危害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促使其演化升级的外在诱因和内在动因是什么？原本各自分散的原子化个体何以动员形成具有共同归属、目标和规范的”组织化群体”？其内在的各种”神秘机制”一直是相关理论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所在。

学者首先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张百杰（2011）在《转型期中国群体性事件研究》一文中指出,群体性事件衍生的社会根源是社会转型，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的快速推进，出现了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贫富分化日趋明显、城市失业率不断增加、社会规范失效等问题，社会矛盾呈现进一步激化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剧增。曾鹏（2008）在《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一书中提到，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革造就了大量的利益受损群体，面对不公平的社会结构和不公正的利益分化机制，很多社会成员产生了社会不满和社会怨恨，由于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难以为这些社会怨恨提供制度化的释放渠道，造成了社会怨恨的长期积压。赵鼎新（2006）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文中提到生态环境不但促进了以组织和网络为基础的运动动员，同样重要的是，它把大量思想和经历相似的人员聚集在同一社会运动空间内，从而为一个一哄而起的运动创造了条件，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在社会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此外文中的资源动员理论强调，学生是社会上同质性最好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构成都比较相近，因此比较容易一鼓作气，学生有着较好的组织，同时文化知识又给了他们较强的表达怨气和愤恨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学生往往会成为一些社会运动的先锋。

道格#183;麦格亚当、西德尼#183;塔罗和查尔斯#183;蒂利（2006）等对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在《斗争的动力》中指出，通过集中关注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的茅茅起义和80年代菲律宾的黄色革命，我们提出了有关动员，尽管这两个时间有很大不同，茅茅起义带有高度暴力特征，而菲律宾的运动多半采取的是非暴力的方法，但仍显示出从许多动员例子中可以一再发现的起作用的因果机制#8212;威胁和机遇的归因。查尔斯#183;蒂利和西德尼#183;塔罗（2010）在《抗争政治》一书中提到，书中已遇到过许多抗争片段，机遇结构都起到了形塑抗争的作用，在1980年至2000年的委内瑞拉，一种由精英阶层控制的结合相对紧密且具有压迫性的制度被打破。威胁是和机遇同时出现的，而大多数从事抗争政治的人总是会将对威胁的反应与抓住机遇结合起来。

有学者对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力量与动员结构这方面作出了深入地探讨。西德尼#183;塔罗（2005）在《运动中的力量#8212;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中提到社会运动不仅要依靠构造，还得把人们结合到战场上，形成联盟，对抗敌手，并确保其在动员高潮的兴奋状态消退后仍有前景。这就把我们引向运动召集的第三种资源#8212;动员组织。自从社会运动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变革力量后，对于组织在斗争能力方面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讲到，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一个群体的组织程度取决于两个因子：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该群体内部人际网络的强度。一个群体成员的共同特征和群体内部联系越大，该群体的组织能力也就越强。童志锋（2012）在《动员结构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一文中指出，”熟人社会”是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血缘、姻亲、地缘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网络结成的关系共同体就构成了乡土社会本身，熟人之间的沟通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而且这种传播不需要借助专门的管道，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就可以迅速地完成。刘燕舞（2009）在《结构规约型动员#8212;农民集体行动动员机制的一个解释框架》中提到，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即底层视角、精英动员的视角、草根动员的视角，其中精英动员的视角观点与底层研究相似之处，特别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精英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员作用，强调专业化和高度组织化。尹广文(2011)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以2008年重庆市出租车罢运群体性事件为例》中提出，集体行动是一个逻辑性的群体性行动。人们由于受到各种社会控制，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在诱发因素的影响下极易产生怨恨，在情绪感染和社会动员的同时形成集体行动。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是实现社会治理”善治”的重要环节。

有学者结合群体性事件动员的社会心理来具体分析集体动员机制。杨正喜（2012）在《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一文中提到，对工人怨恨可从两个维度来检视：一是日常体验产生出来的怨恨，这种怨恨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工作场所体验产生出来的怨恨。当行动主体受歧视、社会不公正以及利益受损而产生怨恨集聚，当这种情感压抑接近一定限度时，怨恨即会产生巨大能量而冲破现有的制度框架，衍生出集体行动。艾尔东#183;莫里斯和卡洛尔#183;麦克拉吉#183;谬勒（2002）在《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强调了群体性事件中集体认同感的重要性，对于所有社会运动来说，沟通个人层次和文化层次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人们可以通过扩大自己对某个群体的认同感，以便把相关的集体认同感作为他们对自我的定义的一部分包含在内而做到这一点。个体认同感和集体认同感的连通可以被看做是策略性的，就像它是动员进程的一部分一样。应星（2009）在《”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中提到集体行动的参与者都会表现出某些情感,但这些情感性行为是否会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则取决于该运动的结构条件。比如,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在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张书维和王二平（2011）在《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动员与组织机制》一文中指出，社会心理学对集群行为动员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群体(愤怒)情绪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组织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速生规范、谣言和去个体化。其中,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既属于动员机制,同时又在组织机制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之间有待于进一步整合,以期对现阶段我国社会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因素进行解释和探讨。虽然文中对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机制在社会心理学角度主要包括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等，但也不能忽视利益的驱动作用，用斯梅尔塞的观点来说，人们参加集体或社会运动的动机是结构性怨恨，他这显然只注意到被动的怨恨和剥夺感，而忽视了主动地利益性追求在社会运动形成中的作用。

以上的文献基本是围绕动员的环境、时机、组织力量与动员结构、动员的社会心理等展开的，在这些方面各界学者都很较多见解，深入地研究了解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机制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附：参考文献

[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