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2015年4月份《股票法（修订草案）》出台，明确提出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同年，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有关规定的决定》，正式授权国务院在注册制改革中的权力，自此，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正式搬上历史舞台。但2018年2月23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建议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期限延长二年至2020年2月29日，无疑给本来前景光明的改革蒙上了一层迷雾，在当前背景下,全面分析我国证券发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深入研究改革过程中困难出现的问题,无疑对实践是大有裨益的。从政治经济层面上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是党和国家领导决策层对现代经济体系下我国股票市场下一步发展方向的战略判断，无疑具有引路灯的效果，有利于我国股票行业的进一步市场化和健康发展，防止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过度干预；从法律层面上看，注册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是制订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适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的股票法律法规，即注册制改革需要法律系统的配套制度，在法律的框架下实施，无疑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正值国家新开放科创板市场，而作为国家新开放的股票市场，科创板也融入了很多注册制的元素，被视为注册制改革的“试验田”。因此,本文试图厘清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发展历史，分析我国现阶段实施注册制改革所遇到的困境，提出进一步推进注册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以此为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添砖加瓦。

2、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在注册制含义方面，曾少珍（2017）认为注册制核心有三点，第一，信息披露必须是充分的、完整的；第二，投资者是理性的、成熟的；第三，监管者对虚假披露、欺诈发行的等违法行为是严惩不贷的。只有解决核心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注册制在我国的实施问题，而注册制不是等于简化的核准制，故唐应茂（2016）认为我们不应纠结于有关注册制字面上的含义的讨论，而更要探究注册制在实质层面上的意义，不能将注册制简单化为政府放手不管，等同于扩大股市。而对于注册制改革方向何去何从，国内学者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应改革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有的学者认为应重新分配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职权，其中栗云云（2018）认为我国应当借鉴美国和香港的成功经验，由证监会和股票交易所共同负责IPO的审核，辅以适合性审查；李东方（2017）认为应当着力改革中国证监会，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组织机构、法律性质全部法定化，落实委员会制，改革经费来源，增强其独立性；杜晶（2017）认为我国注册制改革应朝着“向证监会注册”的方向前进，证监会只做“消极的”、形式意义的审查，其目的在于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非股票投资价值判断。而我国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我国应当向美国学习其注册制改革的经验，莫炜婷（2016）认为美国所推行的注册制是建立在其成熟的资本市场、发达的中介机构、良好的中介信用机制和严格的法律惩罚制度等方面的基础之上的，而目前中国缺乏这样的条件。赵一阳（2017）通过研究发现，美国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强调事后监管，如果上市企业有重大漏报或者不实报告，任何获得该股票的人均可向相应法院提起诉讼。高敬忠，查宇丰，唐克琴（2017）认为美国的自律性监管机构更为完善，能发挥更大作用，以及美国在披露环境性信息的较中国更为重视。不难从学者的论述也发现，我国距离美国式的注册制仍然相当大的距离，而我国注册制改革一拖再拖是有客观原因的，王洋（2018）认为注册制改革放缓的深层次原因是对注册制的内涵界定不够准确，制度基础不够完善，定位脱离实际；孙春夺（2018）认为中国推进发行注册制改革的障碍在于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足、监管方式不完善等问题；尹中立（2014）认为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过于扭曲，回归正常水平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对投资者的行为也需要进行引导和调整；李昂（2018）认为我国股票自律性监管组织的行政属性仍然很重，应该松绑中国证监会对股票发行上市的直接控制，强化股票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和自律监管；曾少珍（2017）认为我国退市制度不完善，退市率与其他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比，企业退市数量远未到达一个成熟市场应有的标准；Arti Bhardwaj, Shahed Imam（2019）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媒体关于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报道对散户有着很大的影响，而我国的股民散户化率非常高，更容易受媒体影响。为了更好地推进注册制改革，相关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例如昝书林（2018）认为信息披露制度是注册制改革的核心，我国应加强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规范，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效率，为注册制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任露（2017）认为我国应完善集体诉讼制度，激发市场各方打击违规行为的热情，保护投资者利益；苗成林（2017）认为应加强中介机构在股票发行过程中的作用，逐步确立“区分责任制度”，明确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中介机构只承担过错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