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价值链概述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全球价值链主要从纵向维度来研究全球经济组织，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倾向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研究经济组织。产品越复杂，其生产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纵向维度更长；王路（2015）指出，产业越庞大，专业化分工越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其横向维度也会更发达，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而全球价值链既可以看作是生产网络的初级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抽象和简化，这种抽象和简化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可看作全球生产网络之治理。

李霖（2011）认为，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虽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鉴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个价值链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价值链中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理论上还很不完善和系统。本文也将以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展开。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如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技能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

二、我国制造业出口发展现状

胡绪华; 蔡济波(2012)指出，海关统计显示，2016年前11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18万亿元，下降1.8%，占 出口总值的57.6%。服装、纺织品、家具、鞋类、塑料制品、箱包、玩具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2.6万亿元，下降1.5%，占出口总值的20.9%。其中，前11月出口玩具1085亿元，增长21.6%，此外，汽车出口72万辆，增长7.1%。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措施，特别是投资，可以说一轮接着一轮，但经济增长不如人意。特别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又步入了下行通道。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仅不能为稳增长提供支撑，反而成为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拖累。

刘业（2013）认为，虽然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牺牲环境、资源和压榨劳动力价值推动经济增长，但只要遇到成本优势的消失，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没有生命力。以制造业为支柱站立起来的中国经济走到制造业成为拖累的地步，与最近十余年来的经济战略失误有关，推行以房地产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衡。

以房地产和城市建设为代表的投资拉动方式，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只能起到阶段性、短期性作用，而无法使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徐红月（2015）认为，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制造业，但在房地产业泡沫式发展的十余年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被耽搁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状态。

　　一方面，微软诺基亚、松下等国际知名企业撤离中国的生产能力绝大多数都是低端制造，也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调整的产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这些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土企业已经完全有能力与这些国际知名企业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盈利空间和市场竞争能力大大下降了。徐建军（2013）指出，这些外企看到这种情况，及早作策略调整，反映了它们的灵活经营策略，从这个层面来看，外企撤离中国的负面后果也不必过分夸大。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外企回流到其母国的现象更需要引起重视。回流的外企，特别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的企业主要是生产高端产品，这也是下一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它们如果大量撤离后果会更加严重。

虽然从事低端制造的外企撤离中国，从长远来看影响不大，但就眼前特别是2016 年来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如何通过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