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选题背景

近年，很多中国城市出现欧美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汽车过剩”带来的交通堵塞与城市功能混乱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的旧城住区，由于现状复杂更新缓慢，存在的问题往往更多：旧城住区容积率低, 建筑密度高, 土地利用不集约；居民收入低、老龄化现象严重；规划以经济利益为导向, 忽视人的需求, 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住区缺乏可识别性，没有地域特点，居民没有归属感……^[1]欧美国家在应对这些城市问题时，探讨了许多规划对策，其中TOD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思想与发展蓝图，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理应在我国城市旧城住区的规划设计中具有许多借鉴的意义。^[2]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国外的研究现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小汽车的盛行以及人口与购物中心的快速郊区化，美国的公共交通受到巨大冲击，就业与居住空间失调问题愈加严重，对这些负面现象的反思，使新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开始涌现。^[3]TOD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规划师彼得·卡尔索普提出，由“新城市主义”中的步行口袋概念发展而来，1993年，彼得·卡尔索普在其所著的《未来美国大都市：生态·社区·美国梦》一书中提出了以TOD替代郊区蔓延的发展模式，并为基于TOD策略的各种城市土地利用制订了一套详尽而具体的准则。^[4]1997年赛弗教授提出TOD规划的3个重要原则：密度、多样化和城市设计，即“3D”原则 。^[5]此后，汉克·迪特马尔和格洛丽亚·奥兰德在2004年的著作《新交通城市：TOD的最佳实践》中对TOD的概念、类型和设计准则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深化。^[6]2008年赛弗教授在其“3D”规划原则上增加了两个原则：基于站点节点的空间影响拓展“距离”原则和基于公共交通走廊与区域功能发展的“目的可达性”原则，称为“5D”原则。^[7]当代的TOD被描述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旨在使公共交通的使用最大化，建成以公共交通站点为中心的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居住等为一身的“混和用途”的城市中心。^[8][9]这一理念为新时代的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新的模式与框架，许多国外城市已经运用了这一理论，如哥本哈根的手指型城市形态，日本东京大都市圈和法国大巴黎地区规划等。^[10][11]

（2）国内的研究现状：20世纪末TOD理念随“新城市主义”思想一同引入国内，关于TOD的表述开始在相关研究和规划实践中出现，并主要集中在交通和城市规划领域。^[12]虽然没有明确采用TOD的概念，田莉、陈燕萍等学者较早关注公交导向发展的相关研究。田莉、庄海波以广州市为例进行了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和房地产联合开发（TJD）的研究。陈燕萍则在介绍和总结公共交通社区（Transit Villages）的概念和应用实例的基础上，指出发展公共交通导向的土地利用形态是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根本出路。更多的学者及规划工作者则是从介绍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及欧洲、香港和台湾等地区的TOD研究进展、发展情况和实施策略等优秀案例入手，总结先进经验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13][14]2008年，为拉动城市内需增长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进入大规模轨道交通建设快速发展时期，自此，许多城市兴起了轨道交通建设的热潮，但是由于与欧美城市的巨大差异以及自身发展环境的复杂性，TOD在全国各地的实践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应用体系，在学术层面上，关于TOD策略的本地化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只是还处于起步阶段。^[15][16]

（3）分析：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交通压力，一方面需要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另一方面则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在此环境下，公共交通建设一般需要达成两个基本目标：一是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二是引导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空间上的扩展，从而遏制摊大饼状的城市蔓延。TOD的理念与这两个目的基本吻合，理论上讲应成为实现这些目的的首选策略。^[17][18]

但是，基于以下差异： (1)在城市人口、就业、土地利用密度等方面, 中国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发展TOD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集中人口, 而中国应考虑的宏观问题是如何适当地疏散人口, 引导城市重新布局;（2）中国没有经历小汽车导向的发展阶段, 大多数城市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单中心密集发展的模式, 各种用地如商业、居住和办公混杂, 旧城中心密集开发, 城市人口密度高, 公交发展的潜力更大，从TOD“5D”原则的较高密度而言，中国城市比欧美国家更具有公共交通导向优势；（3）公共交通在中国城市中都占有较大比重，相比外国城市由于郊区蔓延、高汽车拥有率而导致的公交吸引力不高, 在中国国内, 问题往往出在公交服务水平低, 舒适性差, 因而降低了出行者选择公共交通的意愿。源于美国的TOD模式在应用于我国城市规划建设时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适应性地更改与调整，优化模式与框架，才能真正地对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具有指导意义。^[19][20]

1.3选题目的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