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的及意义

在当前“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中国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寻求共同合作与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持续稳步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蝉联全球第二，比重首超一成；对外投资并购领域广泛，数量金额创历史之最；近六成投资形成境外企业股权，债务工具规模创历史极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租赁和商务服务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地方企业对外投资占比突破八成，上海、广东、天津位列前三。以上数据表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呈现出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快速增长，非金融类投资占比扩大，投资区域出现新热点，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日趋合理，投资主体结构持续优化，地方企业对外投资高涨的特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正在逐步实现着“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飞跃。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越来越高，对外投资领域越来越广阔，对外投资程度越来越深入的同时，中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也大大增加。首先，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准入阶段面临法律风险。在这一阶段，东道国法律往往设置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包括对外国投资者的权利限制要求、准入范围要求、履行要求等等。其次，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运营阶段面临法律风险。在这一阶段，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一般受到其劳工权益保护、反垄断、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这几个领域的法律规范在过去曾使中国投资者在境外投资的法律实践中屡遭法律风险，在未来的境外投资活动中这种法律风险必然不可避免。最后，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退出阶段面临法律风险。在这一阶段，主要的法律风险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东道国可能对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进行征收或国有化；另一方面，境外投资者在企业经营不善欲主动撤资时，往往会涉及到跨境破产的问题。

不难发现，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准入阶段、运营阶段和退出阶段都会面临法律风险。这些法律风险一旦发生，便会产生相当大的危害。它会增加企业投资成本、使企业遭受经济损失，也会损害企业商誉和国家声誉，此外，它还会让企业面临投资失败的困境，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只有找到控制这些法律风险的策略，才能保证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顺利进入、良好运营和安全退出，让这些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得以长足平稳的发展，助力我国对外投资的进步，加快我国“走出去”政策的实施。

由此，研究企业境外投资的法律风险及控制策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国家积极倡导“走出去”的新形势之下，分析当前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探索规避风险之道，是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实现我国进一步对外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

发达国家进行国际投资的起步早，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对外投资的风险进行了深入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经不再拘泥于对于对外投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风险进行总体上的系统论述，其研究领域已深入到某些特定法律风险的深度剖析。其中，部分学者对于东道国征收和国有化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进行了全面研究。部分学者的研究聚焦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存在的汇率风险。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认为由于经济结构、政策、社会政治体制、地理、货币的差异，企业在跨国投资活动面临额外的国家风险，但通过调整风险管理方式，企业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一风险。部分学者从企业跨国经营方式、产品责任、公司信息沟通、政府规制、歧视性规定等几方面论述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主要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所以相对国外的研究来说，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初级阶段。近几年，部分学者以案例形式展示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风险；部分学者在论文中详细介绍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面临的国家政治风险、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风险、政策与法律变动风险、汇率变动与汇兑风险、投资决策与经营风险、文化冲突风险、管理体制和道德风险，为企业正确认识及防范这些风险提供基本参考。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更进一步，从政府和企业角度分析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管理，为政府对本国企业国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管理指导，也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具体的政治风险防范与规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