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的及意义
1.研究目的
权利滥用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具有抽象性。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是首次从立法角度正式使用权利滥用概念，但并未对其作出任何界定或解释。此后学者们对 何谓权利滥用从各种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述，其中有观点认为，权利滥用与侵权行为或权利冲突现象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应从理论上就加以严格区分，以此为基础在实践中实现更加界限明晰的法律适用；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权利滥用与其他情形在实践中难以区分，应将权利滥用设定为一个有一定弹性的一般原则，以求灵活能动地适用。两种观点各自有其合理性，但笔者更为赞同第一种观点，当下我国司法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第二种观点仅仅设定有弹性的一般原则，易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大。因此本文致力于分析权利滥用的基本理论、国内外研究、权利滥用的表现形式等，希望能对权利滥用的界限和范围作出讨论，提出一些对权利滥用规制的措施。

2.研究意义
我国法制日益完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随之而来的权利滥用也成为法律实践中的难题。理论上，权利滥用的主客观要件、权利滥用与其他概念如侵权行为的区分界限等等一系列问题至今仍没有定论，学者们对此的意见莫衷一是；实践中，我国在《民法总则》颁布以前对权利滥用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有《民法总则》第132条之规定后，相关判例对其的解释显得模糊不清，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此的规定亦有较大分歧。此种情形下，本文对权利滥用问题的探讨希望能从理论上探索出更多的道路，为进一步解决现实问题奠定基础，以此来促进实践中认定标准不一问题的解决，完善我国对权利滥用进行规制的制度。

3.国外研究现状
英美法系国家对权利滥用概念仍存争议，有学者认为权利滥用概念于英美法并无意义，英美法中的禁反言、禁止恶意诉讼等概念代替了权利滥用概念；而另一些学者则干脆认为权利滥用这一概念在英美法系中不存在。
大陆法系中对权利滥用的研究分为了多种流派，大致有三种学说。一为主观恶意行使说，即行使权利专为损害他人为目的，才为权利滥用。德国、奥地利等采用此种学说，《德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权利行使，不得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二是违反权利本旨说，该学说认为权利滥用是权利人行使权利违反了法律给予其该权利的本质目的（权利的社会性），因此法律不保护此种方式行使权利。如《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任何人在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时，都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权利的明显滥用，不受法律保护。”三是权利界限说，即权利行使有一定界限，超过正常界限行使权利为权利滥用。日本“信玄公旗挂松枯死事件”的判决中，即以行使权利超过了一般人所能忍受界限是为权利的不法行使说理。
总而言之，权利滥用是法律对权利行使的一种限制，体现了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随着社会发展，权利滥用要件更为客观化是权利滥用理论发展的一般倾向。


4.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对于权利滥用规定较为抽象，因此国内学者们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细化权利滥用问题，分割出权利滥用与其他行为的界限和范围。其中，彭诚信认为权利滥用行为的不法性在性质上有别于侵权行为，以侵权方式解决权利滥用具有一定的制度性局限，并提出了以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为基础进行原则规则化，即权利滥用原则与其他原则相冲突时通过权衡的方法确定何者优先适用，而对于如何权衡他则提出了意思鉴别、行为鉴别、利益鉴别、权利目的鉴别四种鉴别要素。李敏则从司法实践角度对权利滥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多数案例仅提及禁止权利滥用, 却不加论证，且由于法律规定上的模糊，法官对于权利滥用的认定极为谨慎，比之诚实守信、公序良俗等原则而言，禁止权利滥用范围更明确，但与规则比较又更为抽象，介乎于规则和原则之间，李敏认为应称禁止权利滥用为标准。

除开从权利滥用本身进行研究的理论外，国内学者也会针对某一领域中权利滥用的现象及规制进行研究。石龙潭从日本信息公开问题带来的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滥用出发，分析讨论了对该种行为的规制，如在信息公开法规中设置禁止权利滥用的相关条款；彭礼堂、郝珺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思考和探讨等。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学者对于权利滥用的研究较少，权利滥用问题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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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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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权利滥用基本理论

1. 历史背景

2. 概念区分

1. 侵权行为

2. 权利冲突

3. 适用范围

二. 东西方权利滥用理论的比较

1. 主观

2. 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