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我国将在2020年建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同步发展。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了起来，但是这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先行步骤，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面临城乡发展不均衡、东西部发展差距大的现实矛盾，实现全面小康困难重重。截止2015年底贵州共有493万贫困人口，全省有66个贫困县、190个贫困乡、9000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为14.0%。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贵州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77%，贵州的扶贫工作面临着艰难的挑战。面对广大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本文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认识政府的扶贫行为是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收入，从农村公共品供给角度剖析地方政府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目的在于探究贵州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机理，了解扶贫政策的经济学原理、更好地认识和评估当前扶贫政策。意义：从不同种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出发，分析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这个矛盾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1西方学者扶贫开发的文献综述：

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动理论”(The theory of the big-push)。英国发展经济学家罗丹在1943年发表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指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同时的大规模投资多个经济部门，在促进这些经济部门同步增长的同时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增长，该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生产函数、需求、储蓄供给的三个“不可分性”之上的。大推动理论为落后的贵州后期直追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思路，“全面推进、共同发展”的意义重大。但在由于实际中“可分性”的存在和落后地区缺乏资金在实践中又难以实施。

纳克斯（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哥伦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纳克斯，1953年在其出版的著作《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形成》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主要原因不是这些国家内部资源不足，而是这些国家的相对资本缺乏导致经济运行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关系”。从资本供给角度看：“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从资本需求角度看：“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由于这两个循环的存在，使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经济停滞或倒退。从经济学角度看，落后的贵州要发展经济，需要加大投资量，增加居民储蓄，完成资本积累和形成。

纳尔逊（NelsonR.R）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1956年在论文《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中描述了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持久均衡状态。他认为人均收入等于或者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时，便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当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时，国民收入的增长总是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下降到生存水平，再次固定不变；当人均收入大于理论值时，国民收入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增加，不断地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会再次达到新均衡。在“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会被人口增长抵消，而且这种均衡相对稳定。他的理论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大规模投资，使投资和产出超过人口增长，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跳出“人均收入过低→储蓄能力过低→投资不足→人均收入低”的怪圈。

莱宾斯坦(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the theory of cirtical minimum effect)。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于1957年提出。理论的出发点是“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收入低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就必须保证足够高的资本投资率，使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这个投资率的水平值即“临界最小努力”。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循环，国民经济的内在推动力量太小，低下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它们即使不断增加投资，资本形成的规模都小于经济起飞所需要的临界最小数量，因而最终又会落到低收入均衡的陷阱，无法打破这种稳定的均衡。该理论强调资本积累重要性，但是过分片面的强调资本的作业也是缺乏理性的。

纲纳·缪达尔（Karl Gunnar 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 model）。1957年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首次提出，经过卡尔多、迪克逊和瑟尔沃尔等人发展最终大成。缪达尔等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个因素的那个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与其他的经济学家不同，缪达尔从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多个方面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他认为低收入是经济、政治、社会和制度等方面作用的结果，但主要矛盾是资本稀缺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不平等。缪达尔提倡在土地关系、教育体制等制度上进行变革，实现收入平等。缪达尔突破了纳克斯的悲观论点，强调通过制度变革提高资本量和收入。同时他还宣传“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用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这一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不平衡发展”理论提供了依据。

1.2国内学者扶贫开发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林毅夫(2002)认为，解决农村贫困的关键在于剩余劳动力，将农业部门多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活就业问题，又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赵晓晨(2002)认为，我国扶贫问题的重点是政府做到扶贫和扶智双结合，不仅要在物质上扶贫，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更要扶智，提升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素质。周鸿（2004）、宋蜀华和满都尔图（2004）提出消除精神贫困，实现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努力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人文环境，树立现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破除落后的观念，改变精神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胡平（2006）认为，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完善、健全扶贫开发机制、扶贫投入机制，以提高扶贫效率。同时，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朱海俊（2007）认为，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他建议“增加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倡导建立农民自己的农村自治组织”。为农村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资源环境，这是农村反贫困的社会政策保障。范永忠等(2012)认为，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完善政策体系，重组扶贫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形成制度规范下的有效的农村扶贫治理机制。杨颖(2013 )认为，农村扶贫开发是从人的自我发展为中心，不仅仅是扶贫开发，更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各个方面的综合配套服务，如：教育、医疗、保险等，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在贫困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上，刘慧等(2013)认为生态环境脆弱、人力资本缺乏、管理体制僵化等因素是制约着西部地区扶贫开发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