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垃圾分类及回收利用对比研究-以上海和大阪为例

文献综述

一、国内部分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宏东（1993）在重庆环境科学的期刊上刊登了《推行垃圾的分类收集》的文章，提出要用经济手段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并建立垃圾收集的运行机制。后来何惠君（1997）写了《城市垃圾分类收集与分类处理的科学性与前景》的文章，从中提出了垃圾的收集方法必须要与处理技术相匹配。

唐家富，张志强（2001）在《建立上海垃圾分类收集系统探讨》中提出了一套垃圾分类系统的构想，并且提出了当时上海市的企业违法现象严重，许多企业随意排污的现象普遍。

这也是说明了我国垃圾分类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实现目标。直到近年来中国对垃圾分类处理越来越重视，陈红敏（2018）对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难点和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大部分居民还是依赖保洁员的二次分拣，政府对保洁员的补贴更一定程度强化了这个模式，让居民更加依赖二次分拣，从而弱化了自身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其中更提到了对于分类后的垃圾末端处理等问题。例如垃圾处置能力的不足，设备老化，技术滞后等。其中她也提到了日本早期对于垃圾治理是依托地方自治来实现的，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制度，对于大城市来说要做好垃圾处理也需要依托是否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范满国（2018）分析了我国可回收垃圾的资源化，对可回收垃圾的数量，种类以及回收利用的去向进行了调查。

从客观角度认识我国生活垃圾资源化水平、厘清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方向。2019年7月上海立法，当地垃圾分类进入了强制时代时代，杜春林，黄涛珍刊登了《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的文章，从政府，市场和社会间关系出发构建框架。认为政府需要作为垃圾分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者，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制度基础来达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张军，范传伟，卫华（2019）对上海市的生活垃圾各个地方分类以及资源化体系建设进行了总结报告，并从上海市现状中提出了要重点弥补对于垃圾分类氛围缺失的问题。杜春林，黄涛珍写了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提出要政府要作为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主体再配合居民，企业等其他社会团体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