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必定首先受到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女性就业。女性就业不仅关系到女性获得经济收入以及得到相关的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女性提高女性自身社会地位，更好地实现男女平等，只有女性经济保持独立才会有能力促进男女身份地位的平等，甚至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文纵横研究国内外，纵向研究我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沿革以及相对应女性就业状况，横向研究国外在人口政策转变时相应对策措施，并结合调查问卷了解全面二孩全面实施 1 年来女性可能或者已经出现的就业困境，结合协同治理理论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若能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借鉴，也算是学以致用。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沿革及相应女性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在纵向上分为四个阶段，即：鼓励生育政策时期，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及反复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时期，单独二胎时期。

研究我国各个阶段的人口政策，以及相应女性就业的状况，以期能够对于现阶段提供借鉴。其次对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的困境结合调查问卷形式进行预判，根据调查问卷的结论以及相关研究做出预判即：女性就业数量下降，就业能力下降，就业愿望降低，就业层次降低，就业压力加大。在分析了我国历史沿革以及现状之后，本文选择德国、日本、英国这三个典型国家，研究他们在应对人口政策转换时期相应的政策，希望为我国现阶段提供借鉴。德国、日本以及英国分别在完善法律，扩大就业，完善监督机制方面为我国提供经验。最后，本文针对“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对于女性就业问题提出建议。采用协同治理理论，分别从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女性本身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包括政府完善女性就业法律，健全社会保障，社会发挥补位效应兴办婴幼儿场所，发挥妇联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提高女性自身素质，鼓励女性创业等。

本章主要介绍国内外的研究综述、协同治理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工作家庭角色冲突理论及其回归分析模型，为论文研究假设的提出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2.1 研究综述

2.1.1 国内研究综述

近些年来，我国国内的学者针对生育政策是否需要及时的调整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刘继同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经历过 30 多年之后，一些理念和目标上已经不再适合现阶段的我国国情，继续沿用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我国著名的国情专家胡鞍钢提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效是 30 年，30年的时间经济不断发展，计划生育政策能良好的控制人口，将人口控制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民众的生育观念也发生改变不再追求多生而是少生优生，所以 30年之后中国总体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适时改变人口政策。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原来的计划生育弊端逐渐显现，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独生子女家庭失独问题等，所以，之前的这种为了单纯的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的政策己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情况了。我国经过单独二胎的试点之后再次决定全面放开放开二胎政策。而“全面二孩政策”的研究是一个现实性问题，不同于理论问题它有很强的时效性。由于二胎政策出台的时间较晚，所以该研究的文献较少。大多集中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 2018 年，穆光宗就曾研究人口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明现行的人口政策就是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原因但是通过实例指出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性别比也会失调，但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人们只能够生育一个孩子，生育空间狭小，所以会通过各种方法生育自己喜欢的性别孩子，使得失调比例提高。蔡昉中提出，改革开发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及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密切相关，可以说人口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下一阶段只有发动新一轮人口红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以及美丽的中国梦。都阳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计划生育维持的低生育率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因此我国要在适当的时间对于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免计划生育带来的低生育率的负面效应会对我国的经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薛继亮指出，实行 35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负面影响不断加强，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失独老人，空巢老人等问题进入社会视野，阻碍中国的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方向就是通过人口政策能够更好地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国内学者将视线聚焦于人口政策对女性影响的文献更少，最早开始于 2013年，也就是“单独二胎”政策出台时，开始出现研究人口政策对女性的影响。王文佳中就曾指出“单独二胎”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在最初的招聘市场上，女性就处于劣势，企业考虑到女性生育产生的成本往往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男性。而放开单独二胎后，一部分女性又会符合条件，再一次离开岗位走向家庭，这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并且且还要为女性生育期间支付工资等，一方面损失时间，一方面也使得生产成本加大，这样看来，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传递给用人单位的信号很可能就是：录用女性员工的风险更大了。叶文震明确指出人口政策对于女性的影响，他从女性学的学术视角出发，分析“二胎”生育政策出台的主要依据，探讨二胎生育可能给女性生存与发展带来的性别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如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尤其是人口政策，政策的回应度就很小。田玉婧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市场实际情况对于二孩对女性劳动权益的影响。他认为，虽然我国的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企业不能歧视女性，保护女性的就业权利，但是实际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女性就业歧视现象频发。企业往往由于女性本身的生理特征和生育主体的身份而对女性产生歧视。二胎政策将在全国逐步推行，企业将增加两次生育成本的风险，这意味着该政策无形中又为女性求职增加了一道“隐形门槛”。孔维雯主要结合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节以及给中国女性的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他指出女性生育及照顾孩子会付出巨大精力，必然会对工作有所放松，就会失去学习、晋升等很多机会，就对女性整体职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他提出国家必须出台更深入的政策来保障女性的权益而且女性自身也要做好自我的职业规划，处理好家庭与职业的关系。张慧霞指出在单独二孩放开之后，一部分女性会离开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主要承担“母亲”“妻子”的社会角色，对于社会的依赖性较高。此时，女性社会保障的特殊性就显现出来。因此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