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然而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对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因此，我国必须致力于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构建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多方主体中，消费者的重要角色需要重新审视，实际上，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行动者之一，消费者的参与活动对治理效果意义重大，食品安全治理中的消费者参与概念正在为学术界和实践界所重点关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消费者互动的角色值得被特别期待，在买方经济时代，消费者在消费、交易等领域日益享有话语权，而在食品安全治理中，通过参与活动，可以实现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深度互动。通过消费者参与和互动的推动，最终达到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的目的。

一、消费者参与相关研究

消费者参与的概念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经历30余年的不断沿革，其定义也随着研究领域的变化而逐渐完善。以虚拟品牌社区为研究对象，Wang和Fesenmaier（2004）将消费者参与划分为一般性的社区参与和积极贡献性的社区参与两种类型。具体而言，前者主要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参与，如通过浏览和询问等获取一定利益；后者主要是以社区利益为导向，如回答他人问题，为他人提供建议和帮助等。总体上，对管理学领域消费者参与的诸多定义进行仔细梳理与归纳，我们发现，以康庄等（2009）以及Fink和Geldman（2017）等为代表的学者都是从行为视角进行定义，他们将消费者参与视为是一种需要资源投入的具体行为。其中，资源投入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智力投入、实体投入与情感投入。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张佩佩（2009）、蒋卫卫（2014）等学者从公共管理视角研究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决策类型和不同参与方式的优缺点，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对策体系，完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路径等问题。具体而言，相关部门应该成立一个包括生产者、消费者等多主体构成的食品安全立法咨询委员会，参与到立法调研、论证、评估及监测等食品安全治理的各个环节，并依托咨询委员会，积极搭建公众平台，使社会公众在食品安全应急处置、生产督察、风险评估、技术咨询等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消费者互动相关研究

消费者互动在学术研究通过互动主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包括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和消费者与企业的互动。对互动的维度划分在学术界种类较多，但基本都离不开信息的交互和情感的交流。Masse和Levy（1999）将互动可分为内容互动和人际互动。国内又有学者提出人际互动方式主要是情感互动，目的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同感。Grove和Fisk(1998)等将顾客间互动事件分为礼仪互动和社交互动两大类，前者主要指社群成员间的语言交流后者包括社群成员态度是否友好、整个社群的氛围等。吴思(2011)则把顾客间互动分为信息交换和社交互动两大类。同时卢艳峰(2005)在虚拟社区互动研究中将互动分为信息互动和人际互动。本研究综合上述研究将消费者互动分为人际互动与信息互动这两个主体部分。人际互动包括消费者与企业文化、企业中的个人以及其他消费者间的情感互动，主要是产生对企业的文化认同以及建立与企业从业人员、其他消费者的情感联系。信息互动包括消费者与企业、消费者与企业中个人以及消费者间的信息互动。Grove和Fisk(1997)提出在同一服务环境中顾客之间难免发生积极或消极的互动。李志兰(2015)定义顾客间互动为在产品、服务的消费或体验过程中，因为共享的服务本身、环境或设施，两个或多个顾客之间通过口头交流、身体接触、文本信息、肢体姿态甚至仅仅在场等方式而产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对共治的需求及消费者自身的习惯转变，消费早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购买阶段而是延伸到购买后的其他阶段，包括评价与治理等。综上，本文聚焦于消费者间的互动，认为消费者同处于参与食品安全治理这一阶段，消费者间理应会产生积极互动,即消费者参与正向影响消费者互动。

三、消费者视角下食品安全治理的结果产出

对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治理文献（吴元元，2012；汪鸿昌等，2013；谢康等，2015）进行总结，我们发现，消费者视角的安全价值和经济价值是食品安全治理所要实现的关键结果产出。首先，食品消费的安全感知一直为消费者所重点关注。Poortinga 和Pidgeon（2005）研究了转基因食品领域中信任、风险和利益感知、以及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当控制普遍情感时，信任、风险评价及可接受性之间的相关性减小，而当控制住可接受性时，信任和风险感知之间的相关关系仍然显著。Poortinga 和 Pidgeon（2004）的研究还支持”证实主义偏见”，即：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影响不同事件与信任之间的相关性。具体而言，有着明确积极或消极态度的被试解释事件的方式与他们现有的态度和信任一致，但对于那些没有明确态度的被试，消极信息反映的内容比积极信息更丰富，消费者更容易相信消极信息。总体来看，信任对食品消费行为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着消费者对食品消费的安全感知结果。其次，消费者基于质量和安全而考虑的支付意愿也是食品安全领域的一个主流方向（吴林海，2010；李玉峰等，2015）。以实证方式，周应恒和彭晓佳（2006）、刘军弟等（2009）指出包括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主观认知与评价、对企业的信任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对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影响明显。

四、对现有文献的思考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食品安全治理中消费者参与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出现一批有着很好借鉴意义的成果，但缺乏探索消费者参与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基于我国背景，围绕这一主题所开展的实证研究更为匮乏。因此，立足我国实际，着眼于破解食品安全治理难题，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的考虑，从消费者参与出发，将消费者互动和消费者信任纳入，以探索消费者参与影响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的具体路径，就成为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