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随着创新时代的来临，突破性创新日益成为企业竞争的有力武器，突破性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劣势所在，切实增强这方面的能力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本文将在梳理内外学者的文献的基础上，论述企业基础研究以及突破性创新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推动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提升突破性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一、突破性创新的相关研究
1.创新以及突破性创新的界定
要理解突破性创新，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创新，突破的含义又是什么。创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引用”英汉辞海”中innovation的意思，即采取新的事物，变革，”英文字根字典”中来自nonus,nonellas,意思是新的意思^[1]。
熊彼特（1911）认为任何生产都是一种组合，而当有一种新的组合，这种组合是不连续的出现的时候，那么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就是创新的最初概念。之后又在其经济变动一文中对创新作了如下定义：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化，这种生产函数的变化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
Christensen（1997）认为突破性创新是建立在新的科学和工程知识基础上的创新，是技术轨道的变迁，具有”非线性”和”革命性特征”^[2]。 Freeman和Perez（2000）认为创新划分为四种类型：渐进性创新，突破性创新，技术体系创新以及技术经济范式创新，四种创新发生的背景不同，后两种发生在产业和宏观经济层面，单个企业能做的就是前两种^[3]。
2.突破性创新影响因素
突破性创新本身是企业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的求变途径，但是，它作为一整个机制而言却是十分复杂的，这是由于在施行突破性创新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多样的因素的影响，从而会最终影响到创新的程度。通过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以将影响因素大致分为知识资本和外部环境。
（1）知识资本
知识资本概念从1836年伴随着人力资本由Senior提出来以后，国内外很多学者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知识资本理论体系，该体系为企业的自主创新体系，平台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解释工具。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人力资本，结构资本。
对于人力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Subramaniam和Youndt(2005)认为组织中的人力资本越高，会带来高突破性创新能力^[4]。刘海运，赵海深（2011）通过H-S-C结构认为当宏观层面上经济发展时对知识资本的依赖越来越强烈时，微观层面上组织的绩效也越来越依赖于组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长，人力资本最普遍的价值正是通过与物质资本的结合而进入企业，成为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关键因素^[5]。吴爱华，苏敬勤（2012）认为企业要加强突破性创新能力需要加强对知识转移的能力，而组织要进入新的知识领域主要依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强，突破性产品创新能力越强^[6]。
对于结构资本而言，是长期留存于企业中，属于组织可以长期被复制的资本。大致可分为：无形资产，组织结构，企业文化，技术系统。Ettlie 和Rubenstein(1987) 提出，组织规模与创新类型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而Pavitt( 1990) 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两者之间呈U 型关系^[7]。赵明剑，司春林（2004）认为企业应关注外部边界的定义，发现新的市场需求，当顾客资本的需求在现有的能力框架范围内不能满足的时候，便会影响突破性创新的发展^[8]。高展军，李垣，雷宏振( 2005)对不同社会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方式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9]。学者高展军、李垣( 2006) 研究了战略网络结构对企业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技术创新的影响。从企业间联系强度、企业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和企业网络密度三个方面研究对不同技术创新类型的作用^[10]。秦剑，王迎军(2008)从组织能力的视角对突破性创新的成功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将组织能力划分为营销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吸收能力以及转换能力四个维度，结果证明了这四种能力均与突破性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11]。李军明（2008）认为削弱信息不对称和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能增加企业的残值，从而激励企业的突破性创新^[12]。陈锟和于建原( 2009) 通过对我国上市企业的分析提出，在低不确定环境下，组织规模与创新类型无关，而当组织处于高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中运营时，小企业则成为突破性创新的实施主体^[13]。苏敬勤，崔淼（2011）认为，小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突破性创新以扭转其在行业中的落后地位，而大企业则由于其管理刚性难以实现突破性创新^[14]。陈建勋，凌媛媛，甄珍等（2011）从战略与组织双重视角出发，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有机式组织结构探索者战略有利于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而有机式组织结构与探索者战略的交互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5]。
（2）外部环境
企业的外部环境对突破性创新有着导向支持作用，张洪石，付玉（2005）通过对我国企业的主要研发负责人的问卷调查, 获得相关的资料与数据, 运用SPSS 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不同环境因素对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的影响,认为”环境变化”因子所包含的变量(”市场的动荡程度、高层管理者感知的威胁程度、与竞争企业的竞争激烈程度、政府对行业管制的力度、企业文化的激进程度”)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突破性创新活动, 而对企业的渐进性创新活动作用不明显, 说明”环境变化”更能促进企业的突破性创新活动^[16]。宋清稳，何莉莉（2005）认为企业突破性创新依托一定的技术因素，突破性创新需要随着技术的寿命以及周期市场的成熟度变化而改变，并利用Pearl曲线预测技术性能指标值进行企业创新战略选择^[17]。
二、基础研究的相关研究
国际经合组织(OECD)将研发活动划分为三种类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OECD科技政策委员会在2003 年的研究报告中，又进一步把基础研究划为纯学术型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18]。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 认为, 基础研究是不带有任何应用目的的寻找新知识的研究, 而应用研究是为了特定应用获得新知识的研究。事实上,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现实中是比较难以区分的^[19]。
对于企业是否应该进行基础研究，历史上曾经存在着很大的争议。Arrow(1962) 和Nelson(1959)认为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但研究与开发的社会回报大于对企业的回报, 从而会导致企业对研究开发投入的不足。后期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发展，后期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不减反增。Pavitt(1987) 、Rosenberg(1982) 、Cohen和Levinthal(1989) 等人在其研究成果中明确指出,由于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 在科技成果的生产机构与应用机构之间达成完整的合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 企业内部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应用针对性。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基础研究之间的竞争，发展基础研究势在必行，已成趋势。陈佳洱（2005）指出，”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基石”^[20]。白春礼（2009）也强调了”没有基础研究的长期储备和雄厚的积累，技术创新与突破、应用与开发就成为无源之水”^[21]。
三、基础研究与企业突破性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
基础研究是认识自然现象，获取新知识的研究活动，而突破性创新是创新领域的活动类型，二者不是一个概念范畴，但是有密切联系^[22]。基础研究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最大突破性创新具有革命性、超前性等特点，需要具备诸多条件。除了市场需求等因素的重大变化之外，基础研究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最大。Mansfield （1998）基于美国7 个产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的贡献。他发现，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约有15%的新产品和11%的新工艺无法被开发出来^[23]。王利政（2011）通过对OECD国家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强度与企业R＆D 经费强度的回归分析，发现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创新能力强、R＆D 投入强度高的国家，企业对基础研究支出的强度也高、对原始性创新的需求更为迫切^[24]。突破性创新背后是长期基础研究的积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基础研究，孙明华（2013）认为基础研究能提供真正自主创新的产业核心技术，提升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25]。
卫平，杨宏呈，蔡宇飞等（2013）通过对1998 ～2009 年中国30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从企业R＆D 支出和产出两个角度来看，基础研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础研究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基础研究的产出弹性超过了R＆D 人员的产出弹性，而且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基础研究激励效应的发挥，进一步促进企业 R＆D支出，而且产学研合作越密切，促进效果越明显^[26]。
上述文献比较全面地从知识资本和外部环境方面分析了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因素，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在具体研究某些影响因素时经常性从创新者角度出发，而从创新者受众角度的研究显得有些不足。在个体层面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整个宏观外部环境层面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略显逊色。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一般采取在某个时点利用调查问卷收集数据，是一种横断面方式的研究，所以忽略了纵向的发展。在问卷调查的填写上多采用个人自评的方法，也存在着一些片面性。综上而言，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可以从上述几个方面继续完善对突破性创新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吴贵生，刘建新.对自主创新的理解[J]．创新与创业管理,2006(2):39～45．

[2]Christensen C,The Innovator '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M]．Boston:Harvard Business Press,1997.

[3] Freeman C,Perez C,Structure crisis of adjustment,business cycles and investment behavior[A]．Dosi G．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C]．London:Pinter,1988．

[4] Subramaniam M, Youndt M A. The Influenc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on the Types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3):450～463.

[5] 刘海运,赵海深.知识资本视角下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 27(2):44～48.

[6] 吴爱华,苏敬勤.人力资本专用性、创新能力与新产品开发绩效#8212;#8212;基于技术创新类型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研究, 2012(6):950～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