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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文献综述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党中央就一直非常重视在稳定农户承包权不变前提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并把它作为解决我国农户土地规模超小，分割细碎，资源平均占有等资源劣势和制度缺陷的重要配套措施（刘守英，2001）。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在进一步推进使用权改革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转让权改革的突破与创新，尤其加大了涉及用途转换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力度（丰雷等，2020）。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农户长期流转承包地并促进其转移就业”（钱忠好，王兴稳，2016）。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标志着土地流转正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史常亮，2019）。

1. 关于农户收入现状的研究

农民的收入，按来源分类主要有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土地流转通过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流转对土地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将直接带来农民收入及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史常亮，2019）。从收入结构看，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不仅绝对值低而且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很小。从发展的态势看，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从地域差异看，由于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各种金融市场较为活跃、金融产品比较丰富、金融政策较为完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中部平均水平仅为东部的29%（金丽馥，2013）。从长期来看，我国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后劲仍然不足，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其核心是农地制度）因此受到各界的质疑和批评（冒佩华，徐骥，2015）。

关于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的原因，一些研究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内含的制度缺陷导致土地行政性调整频繁、土地经营细碎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偏小等，影响了地权稳定性和耕作效率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效率损失（WanandCheng，2001；许庆等，2008），进而抑制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钱忠好，王兴稳，2016）。

1. 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研究

一是关于土地流转的现状及问题研究。罗玉辉（2019）通过分析我国土地流转的整体规模，分省域流转情况、各种流转方式的区域分布，及创新流转方式的发展情况等，总结出现阶段土地流转的特征：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不断加快、主体呈现出专业化、形式趋于多样化、流转的期限较短、存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卢泽宇和陆晓萍（2015）认为我国的土地流转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土地流转协议、合同不够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法律机制不够健全、部分农民对农村土地流转认识尚不到位、融资困难制约了土地规模化经营、部分农村流转土地被改变农业用途和中介服务、政府机构参与度不高。郑阳阳和王丽明（2020）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么在土地流转率越来越高的现实情况下仍然存在大量的小农户，并且小农户的占比呈不断升高趋势，即“小农复制”。

二是关于土地流转的动因。张红宇（2002）认为推动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要动因，来自于农业外部环境变化和农业内部的积极因素推动。首先，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结构调整和非农产业发展，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为土地使用权流转在更大范围的推进提供了前提。其次，农业低迷，土地撂荒以及潜在的获利空间和机会为工商企业、个体大户和外商提供了投资农业的机会，公司式的农业经营方兴未艾。再次，地方政府和社区对推动土地流转有积极性。徐旭（2002）分析了不同市场主体：农民、村集体、各级政府和工商业主对土地流转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讨论了农地流转的各种影响因素：农地调整（张红宇，2002）、农村劳动力转移（游和远，2010；高佳，2020）、土地细碎化（田孟，2015；王兴稳，2008）和农户认知（钟晓兰等，2013；罗必良，2012）和交易费用（张溪，2017；蒋永甫，2016）。

二是关于土地流转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分析。从理论上看，土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从实践上看，这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陈斌开（2020）认为土地流转并没有提高平均农业生产率，只有当土地流转促进了规模化经营时，农业生产效率才能提高。陈训波等（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会降低农业的技术效率，但是会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率，且规模效率的正效应大于技术效率的负效应，因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史常亮（2020）运用路线中介效应发现劳动力错配在中介作用土地流转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土地错配在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中未起到中介作用。其原因在于当前农村不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

1. 农地流转和农户收入的关系

学界对农地流转和农户收入的关系也进行了广泛研究。陈刚（2014）认为土地流转不仅能够使农民获得直接的土地权益转让收入，而且，还能够通过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以及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而间接增加农民收入。柯炼等（2018）分析了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农业生产率、非农业务、土地租金或土地资产增值和政府转移支付四方方面的收入效应。但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加上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权益受损。董红和王有强（2020）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土地产权不明确，所有权主体虚位；相关制度不健全；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