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研究目的与意义

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产业结构问题便是供需结构失衡，即一方面传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而另一方面，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碳环保行业更符合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需求，但现阶段其所占的比重偏低。同时，我国在过去发展中，过于追求经济增速，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严重，，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优化要素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

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金融服务活动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十九大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树立“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GDP”的理念。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态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保障。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长江经济带面临的环境承载压力正日益严峻。长江沿线产业布局缺乏合理性，尤其长三角地区已经呈现“重化工围江”的格局。长江经济带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有限，已经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重要支撑带之一，长三角地区应在率先实现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变的同时，在保护与修复生态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发展绿色金融是新常态下发展绿色经济的本质要求，是调整产业结构，撬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支点。在长江全流域推动绿色金融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迫切性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因此，构建一个评价体系评价长三角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从金融视角出发探索绿色金融发展路径，是对绿色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尝试。准确把握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长三角地区快速发展绿色金融和调整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对其他地区的同等研究方向具有借鉴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绿色金融的概念。从国外研究情况来看，国外最早出现的是“环境金融”这一概念，Salazar（1998）指出，环境金融是寻求环境保护路径的必要金融创新，是连接环境和金融这两大产业的桥梁。基于此，绿色金融在2000年被《美国传统词典》定义为“环境金融”。Labatt和White（2002）认为绿色金融是有效融合了金融创新与环境保护的产物，有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有限管理环境风险。Scholtens（2006）则重点分析了绿色金融是在环境变迁的严峻形势下，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创新手段。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安伟（2008）综合了国内外学者基于宏微观不同研究视角对于绿色金融的界定，将绿色金融界定为在生态文明建设导向下，金融业以促进节能减排，缓解环境污染，实现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为宗旨，对信贷、保险、证券及衍生工具进行改革创新，继而进行的产业发展诱导和宏观政策调控。

从绿色金融作用角度分析，国内学者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这个角度出发，重点探讨了国内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邓常春在研究绿色金融是，发现绿色金融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何建奎和江通认为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发展需要，有必要推动绿色金融的落实，这是吸引投资客户的重要手段，这与Jeucken（2006）针对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与绿色金融相关性的研究不谋而合。

关于绿色金融评价标准角度分析。2002年，花旗银行、巴莱克银行等十多家银行联合签订了赤道原则，它的出现，进一步明确了环境保护和融资项目之间的关系。Hoti等为了找出环境可持续指数变动对绿色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利用实证分析法研究了可持续指数，找出了可持续指数与绿色金融变动的关系。蒋骏（2018）构件的绿色金融评价体系从金融机构角度出发，并且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银行业绿色信贷相关指标作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张玉（2016）结合《京津冀协调发展纲要》，从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碳金融四个维度，采用主客观赋权方法对京津冀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评。

关于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邵律、李国旺（2016）进行了绿色金融背景下，产业升级路径及政策方面的分析。Aderson(2016)指出，与传统的融资方式不同，环境金融通过创造绿色金融工具，引导替代能源的发展，控制环境污染项目的推进，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陈国庆、龙云安（2017），叶俊等（2017）描述了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机制，并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与它们不同的是，唐勇等（2018）运用了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比重来表示产业转型升级指标。徐胜（201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绿色金融中的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具体分析。王辉、从海彬（2018）研究了长三角26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升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