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已进入国际公认的社会矛盾敏感期，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加剧、风险因素也日益增多，从西藏拉萨”314”事件到新疆乌鲁木齐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再到重庆万盛群众聚集事件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达十余万起。各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对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因此，运用科学的方法，及时、准确地实施危机预警，尽早、尽快地做好预防和处置工作,以降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危害对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有效地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及时的预警已经成为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成为当前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群体性事件政府预警相关概念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和实践中没有统一说明，”群体性事件”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国务院2004年《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的报告。次年七月，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特别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我国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解见仁见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群体性突发事件, 是指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 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黄凌娟（2007）在《群体性事件概念之简析》中说广义的群体性事件含义即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由于某种共同的要求，造成对社会具有不平常影响的事情。其构成特征可以归结为：（1）有多数人参与；（2） 参与人具有较为一致的目的；（3）其整体活动对社会造成了不平常的影响。

预警：郝继明（2010）在《群体性事件治理新思路#8212;#8212;构建预防、预警、预控体系》一文中指出预警是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和征兆进行事先的监测和评判，并由此发出警示的管理活动。张维平在《关于突发公共事件和预警机制》中认为现代社会主要的预警是由政府来完成的，它指政府根据本国有关危机现象过去和现在的数据、情报和资料，运用逻辑推理和科学预测的方法和技术，对某些危机现象出现的约束性条件、未来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等做出估计与推断，并发出确切的警示信号或信息( 即预警信号)，使政府和公众提前了解事态发展的状态，以便及时采取应对策略, 防止或消除不利后果的一系列活动。

二、关于群体性事件政府预警体系存在的问题研究

对我国群体性事件政府预警体系中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许多学者都有研究。张维平（2006）在《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一文中认为中国政府在建立预警管理机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与不足。其主要表现为：缺乏系统而科学的预警管理体系，难以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进行事前预防、早期识别；在事件发生时，缺乏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不能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也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部门的资源，导致对重大突发事件处理效率的低下；对于灾后重建与补偿没有达到公众的期望。

田睿（2011）在《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探析》中指出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的现实困境为：1.强调”治本”而忽略”治标”。2.群体性事件治理进程保守迟滞。3.处理过程偏重事中处置而忽略事前预警和事后反馈。

祝江斌，王超，冯斌，罗珊珍在《城市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预警管理模式刍议》中认为从总体上说，我国城市重大突发事件预警系统和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主要问题在于城市重大突发事件管理比较分散。迄今，只有少数部门建立了隶属于该部门的重大突发事件管理系统，这些管理系统条块分割，缺乏由国家统一指挥的综合性的重大突发事件管理机制。面对综合性突发事件管理，这样的机制实际运作中就缺乏有序性和协调性。

三、关于构建群体性事件政府预警体系研究

郝继明（2010）在《群体性事件治理新思路#8212;#8212;构建预防、预警、预控体系》一文中谈到：预警体系的构建要着力把好以下几个关键：第一，健全监测体系,强化专家咨询；第二，发挥好第三部门的预警作用；第三，加强预警体系的法制建设；第四，合理借鉴西方的预警经验。